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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顧之爭”發展到如今，早已超脫了學術爭論的層面。這場爭論的本質，是一場典型的利益群體之間的對立沖突。姑且不論朗咸平發起“挑戰”的動機，但他的言論的確代表了許多民眾的利益訴求。而朗咸平的反對者們，無疑是另一種利益群體的堅定支持者。
其實，屁股決定腦袋，代表誰的利益，就要替誰說話。利益訴求不同，維護自身利益的渠道自然不同，也必然會導致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這是在任何環境下都會存在的
社會現象，大可不必對此羞于承認。那些勇敢地“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獨立于個別利益集團的利益”的經濟學家們更不必用公共利益的標簽來掩飾為自己逐利的選擇。社會公眾之所以譴責他們喪失了社會良知，實則是錯誤地將公共知識分子的桂冠加于他們頭上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學走下神壇已經不是什么遙不可期的事情，探討經濟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學家的專利。何況國企改制問題所涉及的利益，是全國勞動人民幾十年辛勤勞動創造的財富，作為國有資產的主人，他們自然有資格有責任關心改革的過程，關心財富的分配。
但是我們同樣也沒有必要去妖魔化和丑化很多經濟學家，用道德標準去要求他們。我們只需記住，他們和我們一樣，只不過是有著自己利益訴求的一個群體。經濟人逐利的理性會驅使他們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行為。
在當前中國法律缺位、市場規則不健全，各種暗箱操作、尋租行為大量存在的情況下，一些強勢群體巧妙地利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合法地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這是資本的本性使然，而無關良知的多少。
因此，當社會利益面臨重新分配之時，各種利益群體必然要通過多方的博弈，來滿足自己的利益訴求。在整個中國政治、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郎顧之爭的出現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很大的一個意義就是在于通過朗咸平的“發難”(盡管我無法分清他是出于公共利益還是他的批評者所言的出于為“一舉成名”的動機，但只要是符合公共利益，我們就無法漠視其巨大的社會價值)，揭露了中國國企改革長期以來的積弊，喚醒了改革中另一巨大利益群體的維權意識。而通過這些多元利益之間的沖突博弈，去逐漸形成交易、競爭、分配的游戲規則。規則的底線就是利益各方都可以接受，而不是任由哪一方隨心所欲地主宰利益的分配。法治的社會就是互相妥協的社會，多元利益主體在妥協途徑中約定規則、遵守規則，從而構建完成市場和社會有序運行的基礎，改革才能走上法制化、市場化的道路。從這種意義上說，郎顧之爭給我們帶來的，遠不止是一場口舌之辯或學術觀點的碰撞激蕩。
□陳姝(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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