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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昊
�。牐牱墒巧袷ザf重的，但執(zhí)行和應用法律的人卻只是凡夫俗子。由此所產生的問題就是：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賦予判案的法官“自由裁量”的權力，才能既維護法律的神圣性，又可以根據(jù)具體個案的不同情況進行靈活應用？
據(jù)報道，為破解“貪污多的沒判死刑，貪污少的反是死刑”這類問題，江蘇省高級法院在全國率先正式出臺《量刑指導規(guī)則》，對量刑標準進行了細化，其目的是使法官的量刑步驟和量刑方法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實際上，這是對“貪污多少判幾年”等本來由法官在一定范圍內自由裁量的權力進行了嚴厲的限制，以解決一段時期以來，一些案情相似的案件在量刑結果上差距過大的問題(《中國青年報》9月19日)。
自由裁量權是裁判者依據(jù)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則，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自由作出司法裁定的權力。由于法律條文是機械的，而犯罪等社會現(xiàn)象卻是變化不羈的，所以自由裁量權在任何一種司法體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它表明法律也應在某種范圍內，承認法官有具體判斷和選擇的余地。
但這種司法界通行的做法在近年來卻一再遭遇挑戰(zhàn)：在胡長清案中，胡因為貪污500萬元被判死刑，而有的貪污數(shù)額遠超此數(shù)的貪官卻被判死緩；劉涌案中，劉涌開始被判緩刑的理由是審訊過程中可能使用了刑訊逼供的手段；2月份河南焦作市中院在對5名青年為“尋開心”打死一名六旬老乞丐一案作出的判決中，竟將被活活打死的老乞丐患有營養(yǎng)不良等癥，作為對犯罪嫌疑人從輕處罰、減輕處罰的理由。
據(jù)報載，1998年以來，某法院刑事審判共審結各類案件1669件，判處各類犯罪分子2265人，其中適用緩刑521人，緩刑率竟達23%。如此之高的緩刑比例，說明了判決過程中人為因素有多么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在無法對量刑標準的恰當應用抱有信心。因此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限制、用更加確定和細致的量刑標準來取代原有的模糊的量刑標準，幾乎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不過話說回來，這同時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法官本是社會公正的象征，如果連法官也不信任，那就得敲響警鐘。但這種不信任的產生卻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缺失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體制缺陷產生了道德缺陷：
其一，我國法律規(guī)范中的彈性條款過多，自由裁量的范圍廣泛，導致操作上難度過大，還給濫用職權和權力腐敗現(xiàn)象提供了空間。如我國法律規(guī)定，貪污10萬元以上的可以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執(zhí)行、死刑立即執(zhí)行。各種刑罰之間的差距有多大，不言自明，而這一切都在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圍之內。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于自由裁量權本身，而是法律本身所給予的自由裁量范圍過大，留下人治和司法腐敗的隱患。也就是說，表面上是司法層面的問題，實際上卻是立法質量的問題。
改善我國目前立法現(xiàn)狀，把過去立法模糊之處具體化、明確化是解決問題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在相應的立法工作沒有及時跟進的情況下，以高等法院《指導規(guī)則》的形式對自由裁量空間進行合理分割，將違法行為分為幾個檔次，每個檔次給予不同的認定和處罰，使之細化和具有可操作性，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對自由裁量者本身的監(jiān)督不夠，導致“人治”取代“法治”。在一個法治健全的國家，法官對自由裁量權的慎用并非因為其本身的道德水平高出普通人多少，而是因為法官如果選擇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話，需付出的代價過大。全社會的眼睛緊盯著那一紙判決，如果判決稍有差池，法官的聲譽、前途都有可能毀于一旦。而目前在我國，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成本太小、利益太大。法官對犯罪人在法定情形以外宣告緩刑的情況時有發(fā)生，甚至有個別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權謀取私利，卻很少受到嚴厲的懲罰；同時這些審判過程卻都是在暗箱中操作完成，很難被外界獲悉，更別提監(jiān)督了。
所以，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在于取消自由裁量權(也不可能)，而是加強對自由裁量權的評估和監(jiān)督，使其成為“陽光下的裁量”。事實證明，裁量公開、查審分離、重大裁量集體會辦、加大違法裁量追究力度等舉措，都是使自由裁量權回歸其本來面目的有效舉措。畢竟，我們所推崇和冀望的“自由”，絕不可能是黑暗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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