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問經濟學家張維迎 目前國內到底應該善待誰

　　網友：邵道生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在深圳“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與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講演中提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為此特作以下詢問。

　　一問張教授：“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么”？

　　“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么”？這是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在深圳講演中提出的問題。他的回答是：“是國家政府侵害私人的產權，侵吞私有財產”，而不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其根據呢？他說：“我算一筆帳，我們有二千萬個私人企業主，如果按照四分之一算的話，戴紅帽子就是五百萬，如果你戴著紅帽子就注冊不了經營不了，所以很多人不戴紅帽子，保守算一下，20%的資產留給政府，如果一個企業有一百萬的資產，那就是20億留給了政府，那就有一萬億的資產。我這個估計過大，就算是五千萬，也許過低，可能有二萬、三萬，我只是打一個比方。”

　　這就是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得出的“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么”結論的“根據”，而且是從“如果”、“估計”、“可能”、“比方”中得出的。

　　這當然是經濟學家做學問的一種方法，坐在書齋里拍拍腦子，靈感沖動一來，一個“偉大的思想”就出來了。于是，我也想模仿一下張教授的做學問的方法，也從“如果”、“估計”、“可能”、“比方”這類“假設”著手，看一看結論究竟會怎么樣。

　　“根據現有國有企業改制中的腐敗案，其國有資產流失量一般都是幾百萬和幾千萬，要遠遠高于張教授所說的‘一百萬’，全國有多少個國有企業進行了改制，‘估計’也不會低于‘二千萬個私人企業主’這個數，‘如果’按照國資委的‘國有資產流失的已經是很普遍的了’的這一說法是準確的話，那么，進行‘改制’而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的企業就‘可能’不會低于這個‘四分之一’，‘比方’將全國改制了的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流失量加起來，肯定是會大大超過張教授的‘一萬億的資產’這個數，當然，我也‘只是打一個比方’而已。”

　　總之，同樣用張教授的“從‘如果’、‘估計’、‘可能’、‘比方’這類假設中做學問”的方法，那么，我的結論與張教授的完全相反：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國有資產的流失。

　　而且，我還得“自吹”一下，我的關于“現有國有企業改制中的腐敗案”可不是像張教授式的“如果”、“估計”、“可能”、“比方”這類“純粹假設”，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舉出百個案例來。

　　為什么我與張教授的觀點會如此大相徑庭呢？

　　我想，根本的問題是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看法完全不一樣。在張教授眼里，國企改革派除了賣還是賣，所以他就有這樣的話：“本來一些值錢的企業可以賣，但是不敢賣，結果變得不值錢了，這是改革的目的嗎？”而我則認為，“賣”決不是國企改革的惟一選擇，而且更不能“一窩蜂式地賣”，我還認為，正因為在張教授式的“賣光理論”的“指導”下，一些地方的國有企業的改制，的確成了“腐敗分子的最后一頓豐盛的、免費的、權力性的晚餐”。

　　的確，我們的社會正為一些經濟學家“創造”的“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付出沉重的代價！

　　二問張教授：善待誰？怎樣善待？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在深圳講演中提出似是而非的怪論的確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

　　我想，張教授不會特意從北京趕到深圳去論證這個誰都懂得的真理。細看張教授的全文，不難明白，他的“善待”，是指特定的對象的，那就是“民營企業家”。

　　純粹地談對“民營企業家”的“善待”，依我看，亦是一個“偽問題”，它必須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去討論。若是這樣，那么，提出這個問題的張教授起碼是犯了“偏心眼”的毛病。

　　為什么這么說？

　　因為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我們對“民營企業家”已經根本不是“善待”的問題了，而是“善待過度”了。之所以這樣說，就是因為在不少地方的國企改制是在對“民營企業家”的“非常善待”和對“廣大職工”的“非常不善待”這樣極不對稱的條件下進行的。在國企改制中，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的“代價論”——“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而“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而與此相聯的“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等亦成了一些地方父母官進行“一窩蜂式國企改制”的“理論依據”。所以，如果像張維迎式的教授能到一些改制企業進行調查，那么你就會得出以下兩個結論：一是有相當多的國企改制是犧牲了廣大職工的利益的；二是改制后的職工生存狀態趨于下降狀態，有的急劇惡化。

　　張教授口口聲聲說“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那么，我問你：難道“3000萬老工人”不是“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中國作為強國屹立在世界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么，究竟是誰的貢獻？我認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3000萬老工人”作出的，他們當時享受到的“低工資、低報酬、低福利”，目的只有一個：“為了國家的高速積累”，這是不是“貢獻”？我看是，不僅是而且是無私的、偉大的貢獻！上海文化學者王曉明算了一筆簡單的賬：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廠當工人，當時全廠年產值攤到每個工人身上是將近9萬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資和各種津貼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元則被積累為全民財產。全國有億萬個王曉明，40多年來積累下了數量龐大的財產。然而在一些“前衛經濟學家”的嘴里，卻輕描淡寫一句話，將其基本生存權、工作權一筆勾銷了，哪有一點同情心？哪有一點社會良心？

　　那么，是什么原因讓張教授振振有詞大談特談他的“善待論”呢？我想，關鍵是一些經濟學家的屁股坐歪了，若是坐到了有錢有勢的“民營企業家”一邊，他會感永遠“善待不夠”的。而這，就是問題的根子！

　　三問張教授：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究竟處在什么樣的時代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在深圳講演中，對當今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提出了一個“高論”：“我們現在是一個網絡時代，輿論環境變化非常大，網絡時代是信息特別容易偏離的時代，是一個少數人的意見被認為是多數人意見的時代，是一個很多人可以說話但是又可以不負責任的時代，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這一點。我們不能低估這種輿論對中國企業生存發展的危害性。”

　　看得出來，張教授對中國當今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的評價是很不滿意的，是牢騷滿腹的，是負面的。這的確是我們應該拿出來好好討論的問題。

　　第一，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究竟處在一個什么時代？

　　我當然不同意張教授對中國當今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的總體性評價。我在人民網發表了十三論“互聯網式的民主”，總體的觀點是：當今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即“互聯網式的民主”)是健康的，對中國社會的社會民主進程是具有促進意義的，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的作用是積極的，對社會發展中的消極的、落后的、腐朽的東西是具有殺傷力的，中國的思想家甚至有可能在“互聯網式的民主”產生……就用2003年“互聯網”所發生的所謂“三大沖擊波”——“孫志剛”案件、對“非典”的反思和“遼寧高法對劉涌案改判”的討論為例，它沖擊的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收容制度，沖擊的是一些執法部門的草菅人命，沖擊的是一些部門的腐敗現象，沖擊的是過去盛行的責任不追究……總之，沒有“互聯網式的民主”，要靠一些“有關部門”的“自律性解決”，是不可能的出現可喜的結果的。因而它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信息特別容易偏離的時代”，這種現象有，但決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

　　第二，究竟誰是“少數人”？誰是“多數人”？

　　“誰是‘少數人’誰是‘多數人’”，張教授是徹底將問題搞顛倒了。我不知道張教授是不是有膽量作一個民意測驗，看一看在我們的社會中持有像你這樣的經濟學家觀點的中國人是“少數”還是“多數”？我可以肯定，持有像你這樣觀點的中國人不僅人數極少，還是少得可憐。

　　那么，為什么像張教授的“少數人的意見”在一段時間?“被認為是多數人意見”呢？那就是因為張教授這樣的“少數知識分子”是掌握了“話語權”的“重量級知識分子”啊！因而不僅能影響相當一部分地方父母官，而且還能影響中國的最高層，因而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在經濟熱點問題的討論中，普通民眾經常“失聲”，一點話語權都沒有。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像張教授這樣的“少數知識分子”“誤以為”自己就是“多數知識分子”的化身。

　　但是，當今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卻打破了“知識精英層”對“話語權”的“絕對壟斷”，“話語權”以一種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速度擴大到了為數多達9000萬的、以中青年為主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隨時在關心社會發生“事件”、表現欲望又非常強烈的“平民層”，一旦發現像張教授這樣“重量級知識分子”的“話語”違背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就起來挑戰，起來批駁，從而使整個社會出現了以下這樣的、誰都沒有想到的、誰也沒法阻止的“戲劇性效果”。

　　所以，依我看，當今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是一個“少數人的意見不能隨便踐踏多數人意見的時代”，是一個“多數人意見必須讓少數人意見尊重的時代”！

　　第三，究竟是誰“可以說話但是又可以不負責任”？

　　張教授煞有介事地提出現在“是一個很多人可以說話但是又可以不負責任的時代”。其實，真正隨便亂提理論而又可以不負責任的人，就是提出“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等“重量級的知識分子”，是你們誤導了一些省市的地方父母官，是你們一度誤導了社會的輿論，因而使社會刮起了“一窩風”式地賤賣、甩賣國有企業的浪潮，因而使“國有資產流失的已經是很普遍的了”(國資委人士語)當筆者在《人民網》發表了七論“將國資當作‘唐僧肉’的改制必須改回去”的文章，并嚴厲地批判了一些經濟學家不負責任的理論后，有一些人卻說：“我們只是說一些咨詢意見而已，決策者是權力者，我們能負什么責任？”

　　所以，若是讓我說現在是什么時代的話，那么，我就說：“現在是一些經濟學家可以隨便說話、隨便亂發理論但是又可以不負責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的時代。”

　　四問張教授：富豪的生存環境究竟是什么樣的環境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在深圳講演中有這樣一段話：“山西最大的民營企業海鑫集團，它的董事長在去年元月份的時候被人槍殺了……他有四十多億資產，九千二百多名員工，無論是在企業還是在當地社會，他都有非常高的威望，因為他不僅僅是在賺錢，而是為整個社會，為他的工人，為他的家鄉創造財富，所以他死了之后，花圈收到四千多個……這樣的一個企業家，就因為個人的私憤，就可以被別人將你嘣了……所以我們不要低估輿論對企業生存帶來的影響。”

　　看得出來，張教授是將李海倉的被殺與“輿論環境”，再說得透一點，就是與整個社會的“仇富心態”聯在了一起。而我則認為，它就如同四川的億萬富豪葛君明、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甘肅地產大王劉恩謙被槍殺一樣，是中國富豪 “遭遇不測”的“個案”，像發生在普通老百姓的這類因“私憤”引起的“個案”，也多得很。而且從生命的價值來看，富豪的一條命與老百姓的一條命完全是等值的，因而對富豪“遭遇不測”的“個案” 不必大驚小怪，不必標上一個“仇富心態”。

　　中國富豪成長的環境究竟如何？按照我的觀點，根本不是一個“輿論環境惡劣”或是“輿論環境嚴峻”的問題，實在是太優越了。

　　美林集團同凱捷顧問公司發布的一項二零零四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去年擁有一百萬美元資產以上的人，接近二十四萬。這些中國富人的總資產超過九千六百億美元，相對中國去年國民生產總值一萬四千億美元，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報告指出，中國富人增加的速度在亞洲僅次于印度，中國的財富其實正在向少數人的手中積聚。想一想，如果中國富豪成長的環境不優越，富豪暴富速度能達世界第一嗎？

　　再看一看一些地方“民營企業家”的成長環境。據說在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今年都相繼或多或少地出現了民工短缺的現象。據報道，在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今年出現了“民工荒”。在剩余勞動力這么豐富的中國居然會發生這種現象，是什么原因？我想，主要原因還是在這些地區的父母官對一些“民營企業家”太驕寵了，太撒手不管了，而對廣大民工的權益太忽視了，因而這些地區民工的生存狀態趨于惡化，工作時間越快越長，工資十來年一直“保持穩定”，工作條件越快越差，社會福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廣大的民工們還能來嗎？想一想，這些地方“民營企業家”成長的環境”的確很優越，我們的一些經濟家還要替他們大聲疾呼，不知為什么？

　　其實，仔細分析一下一些富豪被殺的“個案”，有一個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富豪本身的“為富不仁”問題。就以四川億萬富豪葛君明來說，自己要建水電站，就要霸占別人的采沙場，自恃自己是當地的“利稅大戶”，水利局、公安局都在自己一邊，拿出“不平等條約”要別人簽，這又說明什么？

　　總之，在前一段時間?，中國富豪的“生存環境”實在是“太優越”了。我的觀點是，我們的網絡“輿論”對這種現象進行批評、指責不僅是應該的，而且還做得很不夠，還必須大大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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