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主流經濟學家趙曉先生“高論”中的低級錯誤

　　[水生]

　　據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所載，身為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的“主流經濟學家”、博士趙曉先生針對郎咸平的“炮轟”曾有如下一段“學者觀點”：

　　“中國國有企業資產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這么多年來，增長得太快。甚至超過了 GDP的增長速度。國有資產流失在個案上成立，在總量上不成立。總量上，國有資產借許多方式將老百姓的私人資產不斷地流失成國有資產，比如，股市是如此，電訊和石油的高收費亦如此，乃至稅收、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投資也是如此。”

　　“國有資產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問題，但國有資產改革的滯后同樣導致市場的不公平。顯然，只要國有企業大量存在，所謂銀行貸款的公平、證券市場的公平無從談起，后起的民營企業進入國企的壟斷領域也很難。”

　　看了趙曉先生以上僅僅二百來字的“高論”，真是讓人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水平有了領教。只要稍許有點文字水平和邏輯分析能力的人都會看出，這段話中至少存在4個低級錯誤。讓筆者一一道來。

　　第一、趙先生說，“中國國有企業資產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這么多年來，增長得太快。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

　　從趙先生所具有的官方身份看，想必這一定是事實。如此看來，“國有企業”肯定是比其它類型的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否則，何以能被稱之謂“增長得太快”，而且“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但這樣的事實和結論豈非明顯與趙先生在后面提出的國企改革取向相矛盾？對如此明顯的前后矛盾的邏輯混亂錯誤，趙先生難道沒有發現？

　　第二、趙先生接著指出，“國有資產流失在個案上成立，在總量上不成立。”原來，趙先生的上述論據是為提出這一論點服務的。也就是說，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在個案的企業中確實存在，但在“國有資產”的總量上不成立。

　　筆者相信，“國有資產”在總量上確實是“增長得太快”。但是否只要在“總量”上有了“增長”，從總體上提出“國有資產流失”就不“成立”？這豈不等于說，只要國有資產“流失”的數量小于國有資產“新增”的數量，從而保持其“總量”上有“增長”，就可以得出“國有資產流失”在“總量”上不成立的結論？趙先生，這在邏輯上是否有點太過荒唐？

　　這里還請各位注意，這里趙先生非常嚴謹地有意將“國有企業資產”換成了“國有資產”，所以，這個“總量”并非僅僅是“國有企業資產”的總和，而是“國有資產”的總和，也可以說成是“國有總資產”。搞過企業的人都知道，“總資產”的“增長”并不等于“凈資產”的“增長”，也可能是由于“總負債”和“資產負債率”的“增長”而造成的。只有“總資產”減去“總負債”后的“凈資產”的增長才是企業實力的實質性增長。以家庭為例，這幾年你家雖然沒長工資，而且還多了一個人下崗，女兒又出嫁了，還被盜了一次，每年實際收入還有所減少。但你照樣貸款買了房子和汽車，家庭“總資產”一下子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但同時也背上了二十年還款的債務。在這種情況下，你能說因為家里資產“總量”增長了所以資產的“流失”不存在？

　　作為國家來說，除了國家稅收和國企的上交利潤可以使“國有資產總量“增加以外，我國新增的外債和新發行的內債也可以用來增加“國有資產總量”。國家還可以出讓土地和礦產資源使用權等多種方式取得大量收入，這些都可以轉換為“國有資產總量”的“增長”。以趙先生的地位而言，對“國有凈資產”和“國有企業凈資產”的變動情況應該是一清二楚的，對“資產負債率”的提高和國家財政“赤字”的存在也不會不懂。可惜偏要用一個含糊不清且沒有可比性的“總量”概念來說事，為何？

　　因此，趙先生所說的“國有資產總量”的“增長”完全不能作為否定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理由。趙先生作為經濟學博士，難道對這些經濟學常識也不清楚？

　　第三、身為公務員的趙先生竟然大義凜然地說，“總量上，國有資產借許多方式將老百姓的私人資產不斷地流失成國有資產，比如，股市是如此，電訊和石油的高收費亦如此，乃至稅收、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投資也是如此。”

　　這段話更是讓人莫明其妙，因為趙先生不知為什么在這里將并無行為能力的“國有資產”進行“人格化”，硬是將其作為有行為能力的“主體”，成了掠奪老百姓“私人資產”的罪魁禍首。趙先生在這里所提到的行為分明是一些國家政府部門和一些國有企業的行為，卻偏偏要省略明明存在的具有行為能力的主體，卻把其說成是并無行為能力的“國有資產”的行為？而更為明顯的是，趙先生所說的“將老百姓的私人資產不斷地流失成國有資產”不是事實，恰恰是一些具有行為能力的貪官污吏想方設法通過“股市”和“高收費”將這些收入流到了自已的口袋里。不是嗎？至于老百姓交納“稅收”是法定的公民應盡的責任，將“稅收”收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投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身并無不妥。而有些人借此謀取私利，他們的腐敗行為正是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與“國有資產”本身又有何干？好比明明是有人駕駛汽車壓死了人，卻偏要說這是汽車闖的禍，這種低級的語法錯誤因何而生？

　　第四、趙先生終于也開始關注“公平”了。趙先生說，“國有資產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問題，但國有資產改革的滯后同樣導致市場的不公平”。

　　對前者“固然存在”的“不公平”是眾所周知的，看來趙先生也是承認的。在筆者看來，這種“不公平”主要是因為其“流失”的“方向”和“流失”的“程序”不公平。這種“不公平”是由于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和掌控者失職、瀆職甚至借“改革”之機，“內外勾結”或“監守自盜”謀取私利而造成的。這種“不公平”的利益受損者是國家和廣大普通百姓。以趙先生之身份，研究如何消除這種不公平實在是“責無旁貸”。 可惜趙先生對如何解決這個“公平性問題”僅此一句，惜字如金，或許是因為其“固然存在”就由它存在去了。

　　但趙先生想強調的顯然不是這個。他說，“顯然，只要國有企業大量存在，所謂銀行貸款的公平、證券市場的公平無從談起，后起的民營企業進入國企的壟斷領域也很難。”他重視的是“國有資產改革的滯后”導致的“市場的不公平”，而且這種“不公平”是由于“國有企業大量存在”。

　　這里，趙先生再次表現出了學者的“嚴謹”，在“國有企業”后面加上了“大量存在”四個字。因此，這種“不公平”似乎并不是由于“國有企業”本身所致。否則，趙先生就不必如此大費心機地加上“大量”二字了，干脆將“國有企業”全部改掉，豈不可以讓“市場”更加“公平”？至于趙先生所稱的“改革”到底要將“國有企業”減少到多少數量才能改變這種“不公平”，并沒有說。但“滯后”二字可是明明白白的寫著。看來，必須盡快減少“國有企業”的數量，而且愈快愈好。但怎么加快“改革”，如何使這項改革首先在程序上“公平”，以利于加快操作，趙先生也還沒說。

　　正因為如此，人們總想明白，究竟為什么“只要國有企業大量存在”，就會存在這種“市場的不公平”？銀行不是已經“商業化“了嗎？“德隆”等許多民營企業不是貸到了令多少“國有企業”都從未能貸到過的大量貸款嗎？證券市場上的不公平究竟與“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有關還是與證券市場本身的不規范有關？經過股份制改造的上市公司還是“國有企業”嗎？“國有企業大量存在”究竟與“民營企業進入國企的壟斷領域也很難”有什么因果關系？究竟要將“國有企業”減少到多少才可以讓“民營企業進入國企的壟斷領域”不難？對如此之多的疑問，趙先生說得如此玄乎，讓人不明所以，豈非說了等于沒說？依筆者所見，趙先生所言的“國有資產改革”看來主要是為“民營企業”讓路，至于為何如此，或許是難以言述，或許是“天機不可泄漏”。如果對如此重大的改革連這一點也說不清楚，又如何加快步伐而不“滯后”呢？在這一點上，趙先生所犯的低級錯誤是：語焉不詳。

　　綜上所述，在趙曉先生這二百來字的“高論”中，趙先生所犯的四個低級錯誤有：前后矛盾，邏輯混亂；偷換概念，缺乏常識；移花接木，嫁禍于人；故弄玄虛，語焉不詳。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如此“宏觀戰略部長”，是國人之幸乎？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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