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應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

　　作者：袁偉時

　　編者按：號稱百年來華人世界規模最大的文化論壇“2004文化高峰論壇”于9月3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近70位與會的華人知名人士，探討了中國和平發展所能體現的人文精神和能夠向世界傳達的文化信息，并在經過激烈爭論后通過《甲申文化宣言》，向國際社會表達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張。針對宣言中所表達的“重新評估和重建文化傳統，弘揚中 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的部分觀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提出商榷意見。

　　9月3日至5日，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主辦、近70位名流參加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是“全球化與中國文化”。閉幕會上通過和公開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他們的“文化主張”。

　　如此鄭重的關于中國文化的宣言，在20世紀已經有過兩次：1935年1月在國民黨中宣部操縱下，十位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等四位教授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甲申文化宣言》是70年間的第三份，參加簽名的人數最多，但文字則是最短的，只有1500字。　

　　這個《宣言》有不少值得稱許的觀點。例如，對于中華文化的當今發展，它認為：“應當……反思自己的傳統文化，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優長，以發展中國的文化。我們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權、法治、種族平等、國家主權等價值觀。”又如，它呼吁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弭隔閡、消弭誤解”。如此等等，都不失為警世良言。

　　但是，愚以為這個《宣言》有些主要觀點是值得懷疑或經不起推敲的；而這些觀點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關系重大，因而尤其需要引起人們關注。

　　在文化領域，政府應該做什么？

　　“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都應由公民個人作出選擇。即使要查禁某些內容(如德國禁止納粹宣傳)，也要嚴格界定，而且要一視同仁，不能只針對“外來文化因素”。

　　《宣言》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段話貌似維護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平等，實際則提出了一個很值得商榷的主張。

　　研究《宣言》的這個主張，應該先問一個問題：誰是國家、民族的代表？在正常的現代國家，國家的代表應該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那么，在文化問題上，政府有權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它可以像《甲申文化宣言》說的那樣“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嗎？

　　政府在文化領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給教育、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撥出足夠的經費，保護文化遺產，支持文化產業發展……但有些事卻要慎重，比如對文化內容不能橫加干涉。

　　首先，這是文化(包括學術)發展和更新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任何現代國家的文化都是在自由研究、自由表達、自由交流、自由討論、自由競爭中自然更替的，外在的干涉，必定成為文化發展的障礙。半個世紀以來，很多文化、學術“批判”最終都證明是“以無知批有知”，或是卑鄙的告密者別有用心的陷害，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在這方面沒有必要重蹈前人覆轍。

　　其次，這是超出政府權力和政府官員能力范圍的事。政府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提供私人難以提供的公共產品，方便公民的生活和工作。如何發展學術、文化，學者和文化人應有自己的自由空間，干涉其自由絕對有害。官員不是神，冀圖充當文化和學術的審判官，不但力有不逮，也沒有法律根據，踐踏了依法施政的基本原則。

　　再次，這是不容侵犯的公民權利。在現代國家，任何人都理應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是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從世界各國各種流派的精英文化到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化和各種信仰、風俗習慣，蘿卜青菜，各有所愛，“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都應由公民個人作出選擇。只有在這樣自由選擇、各適其適的環境下，才會形成一個穩定、祥和的社會環境，讓中國人能夠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智。如果政府越俎代庖，在文化選擇上作出統一的規定，輕則鬧出既無實際效果又顯示自己無知的笑話，重則侵犯公民的個人自由乃至延誤學術、文化的發展。

　　中國人不應忘記：從大清帝國到民國，就是因為政府自封有權選擇“不完全接受”或“完全不接受”現代文明，弄得貪官污吏和特務橫行，老百姓因此動輒得咎、不得不處處仰人鼻息。

　　那么，有些有害的內容政府是否有權禁止？首先是什么叫“有害”，就應認真討論。中國人喜歡拿色情說事，并且咬定那是“資本主義腐朽文化”，其實任何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都不乏這類內容，而且淫穢與藝術之間的界線頗難劃分。即使要查禁某些內容(如德國禁止納粹宣傳)，也要嚴格界定，而且要一視同仁，不能只針對“外來文化因素”。特別重要的是要有法可依，不能以人治代替法治。

　　重要的理論觀點是不能含糊的。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中的疏忽，《宣言》對政府在文化領域中的“權利”的界定侵犯了現代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不可逾越的界線，犯了現代社會的大忌。

　　全球化大潮中，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

　　要創造中國文化新的輝煌，傳承固有的優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切實保障公民自由和尊重知識的環境，讓具有原創力的當代優秀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讓新時期的孔、孟、老、莊、張衡、李白、杜甫能夠脫穎而出！

　　同19世紀、20世紀中國所有關于中西文化的討論一樣，這次“文化高峰論壇”也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必須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為中國傳統文化尋找出路。

　　把中國文化放在世界一體化的框架下去觀察，并不新鮮。成書于19世紀40年代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已經敏銳地察覺：“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后來晚清有識之士把這個局面概括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那時以來，所有關于中西文化的議論，其實都是對全球化這個“大變局”的回應。

　　在亙古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和中國文化何以自處？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關乎國運民生。魏源的答案有三點：1)告別愚昧，不要盲目自大過高估計中國傳統文化。“廣谷大川自風氣，豈能八表之外皆六經！”2)了解西方。當務之急是設立翻譯館，在國際交往中不要再鬧因無知而出現的令人痛心的大笑話。3)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為此一定要限制官員插手，限制軍火制造，依靠商人放手發展海內外貿易和民用經濟。從鴉片戰爭至義和團事件，大清帝國所以內外交困，一再挨打，主要原因就是背離了這些忠告。

　　160年過去了，不能說中國知識階層毫無長進，但恕筆者直言，似乎還有不少著名人士和新銳還沒有看透這個問題的實質。表現之一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片面的“多元文化論”甚囂塵上。不幸，《甲申文化宣言》也沒有同這個飽含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思潮劃清界線。《宣言》有一句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從字面上看，這句話似乎完全正確。但是，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所謂“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就必須認真掂量了。　

　　人種沒有優劣之分，人類文化是多元的，但世界上發達與不發達國家相差甚遠，這難道與各自的文化傳統毫無關系嗎？

　　如果說有，指責立即紛至沓來，似乎這樣說侮辱了某個民族或某個國家，甚至會被插上國家、民族叛徒和奸賊的草標。片面鼓吹文化“平等”、文明“沒有優劣之分”，正好迎合了各地正在膨脹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　

　　如果說沒有，則又如何解釋國家興亡和盛衰的歷史和現實？　

　　面對這樣的局面，20世紀中國知識精英中有好些人喜歡采取折衷態度：以貌似公正的態度分別肯定中西文化的優長和缺點，然后強調中國“有她自己的特殊性”，無論歐美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都要“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這些是1935年十位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的原話，而《甲申文化宣言》承襲了這個套路！　

　　其實，真正把握中國文化的實質，中國文化出路問題迎刃而解。

　　陳寅恪先生對中國文化有過非常精辟的論述，過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和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指出：1.中國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2.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3.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融為一家之說后，即顯現排外的本質；4.中國的制度文化已經不可救療。

　　在制度文化層面上，文化趨同——接受以民主、自由、法治、憲政、市場經濟為標志的現代文明是不可抗拒的歷史大潮，19世紀、20世紀中國一再受挫，就是抗拒這一大潮的惡果。中國簽署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和參加WTO，標志著在制度文化層面中西文化論爭的終結。這是付出慘痛代價才得到的成果。而在非制度文化層面上，“全球文化一體化”是絕對不可能的，多元文化必然爭奇斗艷、互相滲透。但是，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的公民對此能作出多大貢獻，不但要看各自的努力，其中決定性的因素仍在制度環境的優劣。　

　　要創造中國文化新的輝煌，傳承固有的優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切實保障公民自由和尊重知識的環境，讓具有原創力的當代優秀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讓新時期的孔、孟、老、莊、張衡、李白、杜甫能夠脫穎而出！這是中國文化唯一的出路。《宣言》只字不提這個關鍵問題，豈非南轅北轍！

　　吹噓“東方品格”救世是否合適？

　　筆者提出這個意見，無意貶損祖宗的成就，而是深感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公民如果沒有養成反省本國、本民族弱點的良好風氣，陷入盲目自大的泥淖，危險就會接踵而至。

　　《宣言》肯定“華夏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以后說：“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于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于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環顧神州，何處不見“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這是法治尚未建立的必然惡果。

　　更令我輩疑竇叢生的是這五大特征居然成了“東方品格”。不久前，如假包換的東方國家盧旺達，國人自己相砍相殺，幾十萬人成了刀下冤鬼。那些沖不破傳統文化羈絆、尚未實現現代化的東方國家至今槍聲、爆炸聲連綿不斷……何來“注重和諧”、“釋放和平信息”？把范圍縮小一點，以東亞來說吧。中日都屬儒家文化圈，僅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就死了2500萬人。再關起門說說自家吧，19世紀、20世紀中國人“非正常死亡”的究竟有多少人？那么溫文爾雅的“東方品格”到哪里去了？　論者也許會尋章摘句，振振有詞證明中華先哲如何鼓吹“和為貴”、罷戰息爭，告誡“和實生物”，如此等等。但是，這些思想閃光，在其他各民族的文獻中難道就沒有嗎？何況即使“東方品格”真是那么神奇，中國應該率先將這些美好言詞化為現實，把自己的國家變為祥和樂園，洋人自然聞風而至，求取真經，何必事先大吹大擂？　

　　其實，人類是從野獸演變而成的；任何民族都有野蠻與和平兩方面的記錄。血親復仇、以人殉葬或做祭品乃至人吃人……在各族歷史中屢見不鮮。只有那些建立了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國家能夠較快地在大范圍內擺脫那些極端野蠻的現象。人各有志，“文化高峰”不著重為這些現代文化吶喊倒也罷了，盲目歌頌祖傳寶貝可以如何救世濟人會不會有自欺欺人之嫌呢？　

　　這種“東方文化救世論”不是什么新鮮發明，咱們這個古老國家從19世紀起就有不少人愛唱這首催眠曲。本國子民、海外異族有無惠沾這些雨露恩澤，有目共睹，無需贅言。　筆者提出這個意見，無意貶損祖宗的成就，而是深感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公民如果沒有養成反省本國、本民族弱點的良好風氣，陷入盲目自大的泥淖，危險就會接踵而至。在一個以飽受侵略為藉口、慣于把本國問題動輒歸罪于洋鬼子的國度，這樣的擔憂似非過慮。在這次論壇上，楊振寧先生分析《易經》思維方式對中國文化、學術發展的危害，顯示了一個大師令人景仰的風度，可惜，這樣的反思尚屬鳳毛麟角。

　　-----------------------------------------

　　-鏈接

    甲申文化宣言：哪里來？哪里去？

　　當今，幾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企業家、作家、藝術家和人文學者都在關注和談論全球化。這一顯見的世界趨勢既推動了人類現代文明特別是科技成就和企業經驗的共享，也凸顯出國家、民族、地區之間不同文明的差異、分歧和沖突。

　　鑒于此，我們響應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5位發起人的提議，應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邀請，于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2004文化高峰論壇”，愿藉此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的文化主張。

　　文明多樣性是人類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態。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環境和歷史過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斕的人文圖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間相互解讀、辨識、競爭、對話和交融的動力。我們期待，經歷過全球化的洗禮，原生狀態的、相對獨立的多樣文明將獲得更為廣泛的參照，更為堅定的認同。文明既屬于歷史范疇，既已成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為方式和習俗，則理應受到普遍的尊重。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弭隔閡，消弭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或者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形容為不可調和的沖突，甚至認為這種沖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　

　　文化既涵蓋價值觀與創造力，也包括知識體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對于全球范圍的人文生態，猶如生物多樣性對于維持物種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為世界上許多古老民族、經濟次發達地區的文化命運深感憂慮。國家不論大小、歷史不論長短、國力不論強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權利。我們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歧視，并認為此類行為是反文化的。

　　華夏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應當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發生于上古時代多個區域、多個民族、多種形態的文化綜合體。她不但有自強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氣度、靈變的智慧。當是時也，我們應當與時俱進，反思自己的傳統文化，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優長，以發展中國的文化。我們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權、法治、種族平等、國家主權等價值觀。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于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于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我們呼吁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勵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

　　文化價值的體現和文明的進步，還將有待于偉大的創造和成功的實踐。我們愿與海內外華人一起，為弘揚中華文化而不懈努力，愿與世界各國人民一起，為促進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共同奮斗！

　　2004年9月5日

　　簽名：(略)

　　----------------------------------------

　　-作者介紹

　　袁偉時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