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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新京報》刊發《郎顧案：誰代表著主流》。
對作者魯寧先生的一些觀點，筆者不能贊同。
在郎顧案的爭論中，筆者認為有三個主要命題：效率命題、公正命題和停止MBO(管理層收購)改制的問題。但很多人似乎更喜歡宏大的“主流”是非，而對基本層面的東西卻予
以回避。
魯寧對現有以MBO為主要形式國有企業產權改制的認識，未免過于樂觀。以MBO為主的改制是“在買方市場條件下”進行的嗎？迄今，郎顧案爭論的雙方觀點雖然互不相讓，但對于事實的認定卻沒有差異。而國資委最近頒布的規范國資交易的條例，雖說明確申明不是針對近期爭論的，但可以看出意在防疏堵漏。因為在以“國內特色”的MBO為主的形式下，并不存在外來的買者和資金來源。
從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看，將大型國有企業交給內部人還是引入戰略投資者改變產權格局，已有事實證明不同方法的優劣。比如波蘭和俄羅斯。魯寧文中的“代價論”，則涉及對效率命題和公正命題的看法，而且是傾向于絕對的效率優先。但公平問題是次重要或者考慮公平的方案就是次優方案嗎？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定論，但有兩點值得考慮：效率命題不是否定公平，“不得不支付”
不是不計損失的支付。這里的另一個命題則是民意。
轉軌經濟學的研究發現，與東歐、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轉軌過程中雖然屢有反復，但卻是最有效率，也最為持久的。中國的轉型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績，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們在此過程中不停地反省，進而改進轉型中的方法和措施，充分注意到了改革的速度和節奏，改革之中有內生的推動力。
中國在改革之初創造“價格雙軌制”成功避免了轉軌過程中的產量下降問題，而鄉鎮企業的興起奇跡般地消除了建立私有部門過程中的法制缺失和政府俘獲的影響，避免了一般認為不可避免的東西。
改革設計者的能動性和中國的實際避免了很多看起來“不得不”支付的代價。如果說國企產權改制中“代價”的大小如何不得而知，現在也至少不是坐視“代價”增長的時候。
經濟學家的爭論是本著解決問題、造福社會的理念，爭論的關鍵不是誰是“主流”或什么是“主流”，更切忌以“主流”壓人。有問題必然要有解決的辦法，如果爭論無意義，而單以“必然”“不得不支付的代價”說事，要經濟學家何用，要公共決策何為？
□吳敏(北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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