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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金融機構的內在動力和經營實力，一個傳統業務(如銀行存貸業務)風險尚未有效控制的金融機構，如何指望能在創新方面有所造詣？
經過十多年的長足發展，中國的金融市場日漸成熟，金融產品創新也漸入佳境。股市、債券、黃金、期貨、外匯、基金、銀行的中間理財產品等“你方唱罷我登場”，大有走向“百花齊放”之勢。
不過，這對于中國目前高額的居民儲蓄仍不足掛齒。截至7月底，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達11.4萬億元，相當于中國2003年的GDP產值。而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金融機構產品創新能力不足等種種原因，多數居民還是將他們的血汗錢放在銀行，而不是消費其他金融產品。
金融創新能力不足，不僅制約了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也限制了中國實業界的發展和功能拓展。尤其是在目前儲蓄“負收益”時代，居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其儲蓄資產不斷縮水；對于銀行而言，由于居民儲蓄囤積在負債表上，其盈利的壓力也非可小視。
目前金融機構產品創新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緣于目前的決策制度。由于金融產品創品還受到行政束縛，諸如產品推出時需要行政管理部門審批，同時又沒有明確需要哪些部門批，結果誰都要管，誰也都可以不管，導致新金融產品沒有長達幾年的經歷很難問世。更不用說一些新的金融市場的開拓，最近推出的一系列期貨商品，都經歷了多年的漫長審批過程。
此外，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批新金融產品的短壽，也使市場各方對金融創新心有余悸。尤其是決策層，由于一些產品摔了跟頭，出了一些問題，造成了一些“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影響，于是，決策方面對金融創新的審慎態度近乎謹小慎微。
再有，金融產品的定價問題也是目前制約金融創新的一個重要問題。許多金融產品的定價本應由市場決定，但由于中國的基準利率尚未有效形成，結果導致投資者對收益和風險的評價失度，理性投資依據缺失。比如目前火透上海的外匯結構存款，投資者幾乎無從評判其風險所在，更談不上怎樣的收益預期才能覆蓋他們所承負的風險。
近幾年，情況正在發生著積極的變化。尤其是在央行力推利率市場化、不斷完善市場基準利率體系、銀監會獨立行使監管職能的前提下，中國金融創新的外部環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獲得改善。這或許也是央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在上海高調鼓勵金融創新，并表示積極為之創造條件的原因所在。
“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中，新興市場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有過一點挫折沒什么可怕，摔了跤爬起來再走。”周小川對金融創新似乎躊躇滿志。
他建議，中國下一步應為金融創新建立有利的政策和市場環境，關鍵在于首先要調整政府和市場參與者的角色定位。政府部門的主要任務是市場建設、市場監管和對參與市場的金融機構內控的監管，而不是監管具體金融產品，大部分金融產品都應該讓市場來考驗；政府是推進金融創新的條件，金融公司自己定價，只要對市場的風險有所認識，不應該有過多的干涉。
顯然，金融創新事關全局。沒有創新，金融機構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利潤；沒有創新，過高的儲蓄率就永遠是銀行的無法推卸的風險；沒有創新，直接與間接融資比例就無從得以調整；沒有創新，資本市場的殘缺就不可能獲得補正。
但是必須意識到，金融創新首先需要金融機構的內在動力和經營實力。其實人們很難想象，一個傳統業務(如銀行存貸業務)風險尚未有效控制的金融機構，又如何指望他們能在創新方面有所造詣？
創新還需要中國的金融機構徹底轉變經營機制。
前不久，《財經時報》認真了解了花旗銀行的“信貸官”制度。在我們看來，這樣一個制度，將信貸管理、風險防范、市場需求發現以及新產品研發、營銷等各個環節渾然一體，形成強大經營能力，國內銀行尚無可比。因此，要創新就要首先有創新的機制，而絕非簡單的“拿來主義”，簡單照抄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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