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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有企業的信托機制”
一些人認為，國有企業并非搞不好，目前中國國有企業效率普遍低下的關鍵在于股權主體缺乏對代理人——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有效的選拔制度、激勵約束制度、淘汰制度。從理論上講，這具有很大程度的正確性。看看法國、美國等國家的國有企業，普遍地具有相對較高的運行效率就是有力的例證。我們或許可以說，由于諸多原因，我們的政府或政府組織還沒有學會并且在近期(例如五年八年之內)也很難學會如何正確地擔當好“代理委托人”這個角色。這里的“代理委托人”之“代理”，是相對于全體國民或地方公民而言；“代理委托人”之“委托”，是相對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班子而言。當然，中國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還有林毅夫等人所強調的“歷史的沉重的政策性包袱”等諸多原因。
因此，就短期而言，無法再市場化維持的大量中小型國有企業，整體出讓或許是最好的出路。但是，對于那些很難一賣了之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而言，則必須盡快解決信托機制問題或者說委托代理機制問題。國有資產的“代理委托人”必須盡快到位，并盡快成熟起來。事實上，即使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后，中國也依然會有數量不菲的國有企業。任何國家都有國有企業。因此，國有資產的“代理委托人”盡快到位并盡快成熟起來，對于眼下之中國非常重要。但是，也必須指出，“強調國有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絕對不能成為大部分的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拒絕從競爭性領域淡出的借口或托詞。無論從整體效率講，還是從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邏輯——“政府不與民爭利”來說，都是如此。一些酷愛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真左派，在這一點上攪渾水，非常值得我們警惕。關于這一點，周其仁教授對那些“愿意在大政府、大國有制下討生活”并且想將整個中國都變成那個樣子的人的批判，本人深以為然，(但本人并不認為郎咸平有圣西門、傅立葉那樣的特殊嗜好)，并在這一點上堅定地站在周其仁教授和張維迎教授所在的立場上。
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如果企業的信托機制沒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實施，除夫妻老婆店式企業外，無論什么所有制的企業都將是低效的。因此，強調所有制改革與強調企業以至財產信托機制的建設二者并不矛盾。目前，中國在兩方面都十分不夠。
需要強調的是，在信托機制沒有很好解決的情況下，非國有控股的大型公司制企業，很多時候會比國有控股的大型公司制企業更加低效，更加糟糕。例如，在西方某些第一大股東持股也不超過5%的超大型股份制公司中，一些局部比中國許多國有企業還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委托人不力，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損害公司以至股東利益的事屢見不鮮。在中國，在上海交易所掛牌交易的上海興業房產股份有限公司(600603)之類的另類公司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當然，一些辯論天才會指責說，個案推全體，多么糟糕的學術素養啊。對此，我只能說，有的東西就跟“蘋果只會往地下掉不會往天上飛”一樣正確，它幾乎無需什么證明。如果沒有來自股東和社會層面的有效制約，面對裝有一大堆資產的企業，如果換作你是這個企業的總經理你會干什么？良心發現地全心全意為股東服務自然是高尚之舉。但現實中這樣的高尚之士實在是如雷鋒一般的稀罕，否則我們也就不會大力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了。道理是如此之簡單。這就如同將貓扔進裝滿魚的魚簍里，旁邊又沒有人，你指望貓不吃魚是不可能的。貓不吃魚只有兩種可能：第一它是一只對魚不感興趣的病貓或變態貓；第二是它是一只品德高尚的貓，主人沒讓吃自己就不吃，即使自己很想吃并且你吃了主人也不管。真實世界中，這兩種貓都渺若晨星般稀罕。所以，即使僅從中國企業整體效率角度而言，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絕非一“私”就靈，在制度環境不完善的情況下，私有比不私有更加糟糕。
因此，對于國有改革而言，產權改革很重要，但信托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并且得到真正有效的實施，與狹義的產權改革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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