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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勞動報》報道：劉翔很忙。教練孫海平給劉翔算了一筆賬，雅典奧運會之后，“我們有四五天根本沒有訓練，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劉翔說，自己已很久沒有好好睡覺了；孫海平開玩笑說：“像現在這么忙，破紀錄要等到2008年了。”
“劉翔”現象早已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議論。雅典奧運會，中國健兒取得了歷史性突破，這之后社會各界的慶祝活動接踵而至，其頻密的程度，甚至讓有些運動員感覺“比訓練還累”。由此想到：對劉翔及其他奧運冠軍的“外事活動”安排，是否也應該進行些“宏觀控制”？而控制的前提和依據，是把有關的“帳”算得再細致點兒、再清楚點兒。
慶祝活動無疑是必要的，因為它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積極作用，為了表達的方便，暫且把這種作用稱為“公益收益”。咱們的體育健兒拿了奧運冠軍、刷新了奧運記錄，全國人民當然都跟著高興，在高興中愉悅身心從而更好地工作，在高興中增添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在高興中增強對體育事業的關注和認識，應該說，這是一筆很大的“公益收益”帳。而要想使大家充分“高興”起來，有時確實需要慶祝活動“造勢”。然而，慶祝活動總是要付出成本的，不僅活動本身需要大筆經費，冠軍們被占用的時間也是一種很貴的成本。假如把冠軍的時間成本與今后的體育成績聯系起來，則是一種“機會成本”。例如，劉翔們因受邀請太多，干擾也就多，要么擠占了訓練時間，要么因過多邀請(包括過度獎勵)擾亂了心態，結果可能是：今后本可再拿冠軍的卻拿不到，本可再刷新記錄的卻沒刷新。即使從純“公益”的立場，也應算一下眼前“收益”與未來“成本”的比例關系。更何況，如今傳媒已高度發達，即使少些、再少些帶有形式主義色彩的慶祝活動，也不怎么影響全國人民的“高興度”。
實際上，許多慶祝活動舉辦的動機未見得都那么純粹，未見得都是從全國性“公益效益”的目的出發，而是各有組織者自己的“小九九”。例如，地方政府、冠軍家鄉組織慶祝活動，也許系從提高當地知名度的目的出發，也許與“政績”的追求有所關聯，也許夾雜著個別官員“出風頭”的個人動機。所收獲的，僅僅是一種地方性效益甚至個人“效益”；而付出的，則是“全國性成本”。這無疑是一種地方性收益與全國性成本的“錯位”，假如看成是一種“交換”，則是不公平的交換。至于某些請冠軍做“形象代言人”的企業，更是十足的商業行為。雖然他們在獎勵冠軍別墅或別的什么時也付出了獎金成本，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這種獎勵能激勵運動員提高運動成績、進而轉化為全國性公益收益的可能，但從一定角度看，更象是企業與冠軍個人之間的一種“交易”。問題是：冠軍代表的絕非冠軍個人，金牌也絕非冠軍私產。冠軍是國家、民族的財富，冠軍和金牌中包含著巨額的國家以及全民投入，因此從理論以及情理上說，冠軍沒資格以個人名義與企業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易”。
占用冠軍們的時間進行慶祝活動或其他社會活動并非本次奧運會之后，而是由來已久，常常表現出多目的、多層次、多主體、多頭緒的特點，且這種復雜的需求往往會形成一種巨大的乃至難以抗拒的力量，從而給冠軍們社會活動量的“宏觀控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阻力。解決的辦法不外乎：一是把冠軍們的社會活動占比、成本收益帳算得再細些并公之于天下；二是對冠軍以及冠軍長遠公益收益負有保護和維護責任的人和部門應該腰桿子再硬些；三是進行專門的立法，用法律規范與冠軍社會活動有關的各種事宜，尤其應限制乃至遏制具有地方目的、商業目的的邀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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