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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勇／文
郎咸平與張維迎、張文魁等在“國退民進”問題上的沖突，在我看來，是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又一次沖突。這種沖突在我們這個感情充沛的民族身上向來就存在，只不過背景不同、沖突的形式和內容有不同罷了。
不容置疑，市場在中國經濟配置資源的作用越來越大，也正基于此，才有中國今天的發展。所謂市場有效率就是把財富和就業獎賞給善于獲取市場信息的人，通過虧損和失業來重新配置另外一些人。市場對人的無情甄別、獎賞和懲罰無疑拉開了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而且差距之大，讓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習慣的人，很容易產生不平和仇恨。在這種背景下，沖突就格外使人矚目。
我不是說，所有企業老板的財富都是市場的獎賞。改革就是給人以經濟自由以發育市場。但是，我們從統制經濟脫身而來，百姓創業自由和官員貪污自由的甄別成本太高，難免有人通過行政權力發不義之財。
我認為在轉型時期企業老板的財富來源大致有兩種途徑。
一類是巧取來的，一類是豪奪來的。我個人看，顧雛軍是巧取，利用市場信息巧取是容許的。所謂企業家掙的就是私人信息的錢，顧雛軍掙的就是他才有的市場信息的錢。市場經濟就是把該交易的東西都挖掘出來交易，沒有交易就自然沒有效率。而交易需要信息，信息是有價的。如果說所謂“流失”，那么可以看出市場的信息費用是相當高的。你不擁有信息你就該交費。
另一種所謂豪奪，就是靠行政權力，或者行政權力賜予的光環掩蓋公眾在生產分配上應該知道的信息，甚至制造假信息，這叫掠奪。像銀廣夏這樣的公司，甚至現在更金光閃閃的公司就是搞掠奪的。如果不是行政權力保護，這類公司會暴露更多。但他們無疑不是企業家的主流，跟真正的中國企業家扯不上關系。
但是，我認為企業老板的財富主要是市場的獎賞。否則，中國今天的發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就很難理解。
再說，對市場甄別出的勞動的差別，與行政管制造成的不義之財而帶來的收入差別，我們目前的制度要給予清楚的界定，其成本是極高的。說成本極高，是指不把資源放在市場效率上，而是用在糾纏市場甄別出的收入差別上。中國相當長時間內的約束是就業。哪種方式增加市場化就業，哪種方式就是最經濟的、最大化的。在彼此需要的市場經濟中才能培育出現代社會所需要公民，而不是自給自足農民和自以為自己是老板的工人，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中國從來就沒有過理順人和人社會關系的穩定的經濟約束存在。而這種非行政性的就業又是多么多么需要對信息敏感并能據此靈活運營資產的企業家。
一些學者自以為比市場聰明，他們比市場更知道企業家該拿多拿少。其實，他們更是徹頭徹尾的經濟人。他們深諳，在中國做真正的學問他們是沒什么戲的，而張揚市場甄別出的收入差別，自稱代言“弱勢群體”更能打動人感情、更有張力，也能更快捷的、成本更低的博取名聲。
說“徹頭徹尾”，是由于這些人為了最大化自己，已經根本不拿學術科學當回事。他們中有人竟敢如此大言不慚宣稱：“郎咸平的文章我沒看明白，可能有錯誤，但我堅決支持”。他們只拿弱勢群體當自己的禮服，從來就沒有過增加弱勢群體就業的好主意。什么叫“經濟學家集體失語”？都如此亢奮信口開河就算經濟學家了？不跟你玩就失語了？正經做學問的人付不起這個成本嘛。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沖突可能給中國的國有資產改革帶來負面的影響和壓力，誰都有個人言可畏問題。這場沖突會影響形形色色的產權重組界定和交易，當然也影響效率。我的看法是，在現在的約束條件下，在中國清楚界定產權比產權定價重要得多。定價是市場交易的結果，市場比許多自稱為“替弱勢群體講話”的經濟學家們高明得多。
另外，不高明的人在中國也能掀起這么大的波瀾，更是值得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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