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城鄉差距縮小 “民工荒”到底荒在哪里？

　　針對國內一些地區出現的民工短缺情況，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日前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主要的勞動力輸入地區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幾個勞動力輸出大省進行了重點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區的確存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個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突然間發生了“民工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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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資———畸形的城鄉差距縮小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人士介紹，工資缺乏吸引力和勞動條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例，12年來，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業外來工，月工資在10年前就已達到600-1000元，但現在還是這個水平，而這些年來消費物價總體水平已明顯上升。目前廣東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比江蘇低160多元；珠三角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廣州為510元，甚至低于山西、江西520元的標準，東莞為450元，深圳特區外最低工資扣除個人應承擔的社會保險費后為388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資是350元。而不少企業，特別是“三來一補”等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常常以最低工資作為員工的底薪，加班也不按標準支付加班工資。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企業工資和農業比較收益有所提高，與外出務工的收入差距在縮小，導致外出務工人員對打工收入的預期提高，對勞動條件、工資待遇更為敏感。

　　失望與憤怒———對勞動權益的覺醒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人士介紹，用工不規范、勞工權益受侵害也是產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在沿海打工的民工中，流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打工五六年，每天加班到兩點，年底只剩車費錢，買件衣服沒了錢。”種種惡劣境遇和待遇，令民工們無法忍受，紛紛離去。

　　實際上，“民工荒”的背后，是中國民工長期遭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的結果。農民進城打工，不僅從事最骯臟、最危險、最繁重的工作，而且領取最低廉的工資，甚至領不到工資，全國1億民工被拖欠工資高達1000億。有些民工，不得不以種種極端的方式，來為自己討薪水。

　　有人說，“民工荒”的出現，是對企業主無視民工權益的“懲罰”。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出現“民工荒”，是一件好事，它促使金錢至上、惟利是圖的企業，不得不正視廣大民工的合法權益。

　　技工荒———掩蓋起來的現實

　　探究民工荒的原因，專家認為關鍵在于東南沿海多年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轉變。長期以來，部分沿海地區主要依靠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企業只賺一點“人工錢”，也就是靠壓低工資、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投入實現低成本，以此獲得訂單，賺取利潤。而現在低工資難以為繼，但企業利潤空間狹小，無力提高工資。有的加工企業加工費已到底限。提高工資，將出現虧損，而不提高工資又面臨嚴重缺工，無法生產，從而陷入兩難境地。面對缺工，企業一方面心急如火，也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待遇，但作出提高工資的決策卻十分困難，這正是這種深層矛盾的反映。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專家認為，出現“民工荒”的沿海發達地區，實際上陷入了一個低技術的陷阱。這是目前經濟發展尤其是中小企業中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過分倚重廉價勞動力，而在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上少有作為。企業發展需要技工，需要工人，但大量的農民工卻無法變成真正的工人，所以“技工荒”也就順理成章，“技工荒”其實是“民工荒”的另一面。

　　短期的現象———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技術局研究員趙千鈞認為：造成“民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民工荒”是一個短期的現象，但其中蘊涵著復雜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首先，國家政策調整是“民工荒”出現的現實基礎。“十五”期間，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和對農業投入的加大，并且不斷采取措施減輕農民負擔，農村的生產環境和生產條件也正在逐漸改善，糧油和其它農副產品價格在一定時期保持了穩定，并有逐漸增長的趨勢。農業的再生產成本降低，相應的收益增加。

　　其次，比較利益的變化和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民工荒”產生的物質和精神基礎。由于種種發展農業生產的利好政策的出臺，外出打工的農民感受到了比較利益的變化。相對而言，在當前形勢下，在農村的再生產成本逐漸低于在城市打工的再生產成本。表面上看，農民在城市里打工的純收益，可能仍大于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純收益，但如果考慮到城市打工需解決的諸多問題，以及精神損失等，在城里打工的純收益將大打折扣。

　　那么農民緣何開始計算這些無形成本呢？實際上這是農民進城打工具有十分積極意義的反映。農民進城打工后看到了許多先進的東西，學到了許多文明的東西，城市人“高質量”的生活情景感染著他們。另外，隨著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進城務工的農民的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識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對于不給農民工上保險，福利待遇遠低于城里職工等等不公平的現象，農民工確實希望改變。

　　第三，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民工荒”也是我國加入W TO后，對我國社會結構諸多方面產生影響的一個滯后表現。入世以后，我國便開始了產業結構調整，也包括區域生產布局和勞動力分工的調整，雖然有些方面是主動的，但也有一些方面是被動的，是“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作用的結果。因此，有了產業結構調整，自然會促進勞動的地域分工，或者說勞動力結構(包括年齡、文化、技術水平，工種、性別等等)就會相應有很大的變化。因此，“民工荒”是伴隨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地域分工而產生的勞動力結構調整的短期現象。

　　對失敗的反省

　　“民工荒”的問題是看上去十分簡單，但仔細分析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它是社會歷史背景變化，經濟發展、人文環境改變等諸多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技術局研究員趙千鈞認為，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簡單分析，但不能簡單對待。從政府層面、地方層面，特別是企業制度層面都應該引起反思，應該有相應的政策引導，使“民工荒”這樣一件表面上看起來是一件“壞事”的事情，轉化為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促進制度建設，促進人文環境進步的契機和力量。

　　首先，中央政府要加強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回顧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加快我國工業化發展步伐，盡快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做出了以犧牲農業(實際上是農民)利益，從而更快發展工業的決定(包括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當初是希望通過兩個五年計劃達到這一目的，然后來發展農業，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和工農業的剪刀差，但現實是，這一過程比預計的要長的多。直到十五初期，以這種政策為宏觀背景，以資源導向，以廉價密集勞動力(農民)導向的產業政策，或者說發展政策還沒有真正的改變；城鄉和工農業的剪刀差，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更加拉大了。現在看來，這樣的宏觀背景政策是到了應該改變的時候了，“減免農業稅”的政策應該說是這種改變的一個體現，但還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地去做。

　　其次，從地方政府方面，要取消一切歧視制度和地方保護性政策，取消一切因“戶籍制度”造成的歧視制度。

　　第三，在企業方面，“民工荒”實際上是對企業的一個警示，要認真按照《勞動法》聘用“農民工”。

　　第四，從文化層面，要通過全社會的努力，消除“外來工”、“農民工”等等一些帶有歧視性的稱謂，以及由于這種稱謂所導致出的(不僅是由于這個原因)種種的歧視性政策。(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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