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為什么中國人出賣的是“硬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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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何勤勞卻不富有？

　　陳志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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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對制度環境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

　　即使都面對信息渾濁和“逆向選擇”的可能性，前一行業中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也遠較后者為低，因此，對制度機制的要求也低。

　　實證研究表明，第三產業的發展與媒體開放度之間有著極強的正相關性，如果一國的新聞自由度較低，其制度環境相對更適合于發展制造業和其他“硬苦力”行業，而不利于發展高經濟增加值的第三產業。

　　上期我們談到中國人之所以勤奮卻不富，是因為我們每天要耗掉許多小時以對沖阻礙市場交易的制度成本。

　　既然簡單的勤勞和物質財富都不是未來收入的決定性要素，那么從長遠看，在國際競爭中，決定一國貧富的更根本的要素必然是其制度資本，即其制度機制是否更有利于市場交易的發生與發展。

　　上期的文章刊出后，不少讀者朋友評論說，中國人之所以勤奮但不富，是因為我們做的是低經濟增加值的活兒、是“硬苦力”，利潤都給那些掌握高經濟增加值產業的國家拿走了。這說的或許也對，但問題是為什么中國不能發展好高利潤率的產業呢？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中，為什么我們不能進入高經濟增加值產業？—為了推卸責任，我們當然可說是因為受外國人的欺壓，但這種回答不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我們也可能說是因為中國人的教育素質低，但是，雖然從總的人口素質看，這個回答或許是對的，可從絕對數字看，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約為5000萬(占全部成年人口的5.7%)，幾乎是美國全部就業人口的一半，比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這四個國家中任何一個的所有就業人口都多，也超過西班牙的全部人口。因此，雖然5000萬人只是13億人口的很小一個比例，可是，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應該足以在中國發展好任何一個高經濟增加值的產業，特別是中國自己擁有這么大的市場。那么，為什么還沒做到呢？

　　實際上，制度機制的好壞不僅決定了一個人一年能完成多少筆交易(交易速度)以及創造多少價值(生產率)，也決定了一個國家到底能發展什么產業和不能發展什么產業。換句話說，制度環境最后還決定了每個國家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定位。當一國的制度機制不利于高經濟增加值的產業發展時，它的人民只能在國際分工中從事低收入的“硬苦力”活，它能發展的也只能是那些低經濟增加值的產業。

　　制造業發展對制度依賴性較低

　　眾所周知，中國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吸收外資、發展經濟，使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工廠。這種政策選擇不僅發揮了中國的勞動力優勢，而且讓眾多廉價勞動力能夠如上期所說的那樣彌補制度成本。到了今天，我們越來越發現制造業的利潤率太低，“賺不了幾個錢”，于是覺得這種國際分工對我們太不利，覺得我們必須往高收入、高經濟增加值的行業與分工轉移，要走出“硬苦力”活。

　　這種愿望當然好。可是，除非我們進行有利于市場交易的制度變革，否則，在目前的市場制度架構下，“硬苦力”行業也差不多是中國惟一可行的發展政策選擇。我們一般認為，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的經濟增加值最高，但是，制造業的發展和服務業的發展對制度環境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

　　簡單講，任何市場交易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制度支持包括兩方面。第一，是消費者權益或買方權益的保護機制。如果買方事后發現所買東西并非如賣方所說或者是次品，那么買方可以訴諸于正式司法。雖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據外并無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種隱性合約(在決定買那樣東西時，你和賣方對所買的東西是什么有起碼的共識)，因此，由產品質量或產品規格引起的糾紛也屬于合約糾紛的一種。第二方面的制度支持是交易雙方的信息披露，可信、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幫助買方準確評估交易產品的價值的必要條件。對這兩類制度機制的要求程度會因各行業本身的特征而有所差異，有的行業對這兩類制度的依賴性弱，而另一些行業則會很強。

　　以汽車制造業為例，在汽車買方(消費者)和賣方(制造商)之間交易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它有式樣、有顏色，買方可打開汽車查看各部件的設計、做工、組裝，也可自己試開一次或多次。按照前面談到的兩類制度要求看，正因為汽車是有形物，也可以讓買方多次試開等等，這種商品交易市場對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對較弱。就產品責任、消費者權益保護而言，汽車交易對正式司法的依賴性也較低，因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產品責任與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張三李四們或許可以在交錢買車之前多試開幾次、多找幾個懂車的朋友幫助檢查幾次。這些舉措可大大降低買方被騙的可能性，是規避交易風險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還行)。這里的關鍵是交易的客體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務業(第三產業)則不同。以證券市場為例，“深發展”賣給股民們的東西是一種金融合同，是一份寫在紙上的許諾。交易的東西沒有形狀、沒有顏色、沒有味道，也沒有聲音，這種合同所保證的權益可以值很多錢，也可以一文不值，關鍵在于上面講到的兩類制度保證是否可靠。第一，投資者能否得到關于“深發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這不僅要求上市公司經常披露相關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聞媒體去獨立地驗證信息、挖掘有損股東權益的內幕，因此新聞自由、信息自由至關重要。第二，是否有保護投資者權益的法律和相匹配的司法體系與訴訟程序？這也是一種特殊的產權保護、合約權益保護問題。如果沒有可靠的保護合約權益的制度機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沒有意義，當然就一文不值。

　　從上面的比較中我們看到，制造業遠比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業容易發展，前者所依賴的交易市場相對于后者不容易被騙(盡管在絕對意義上任何產品交易中都會有欺騙的空間)，因此，制造業市場的發展對制度機制的依賴性較弱。而第三產業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的“服務”或“許諾”，道德風險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講的“逆向選擇”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資本欠缺的社會里，這種市場、這種行業更容易停滯不前甚至關閉。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最主要貢獻是1970年發表的《檸檬市場理論》一文。他的基本論點是，如果舊車交易市場的信息渾濁，讓買方無法分辨“好車”和“壞車”的話，那么這一市場上不管好車還是壞車，買方愿意出的價格就只能基本一樣。長此以往，那些有“好車”的人自然不愿再參加這種渾濁市場上的交易，會選擇退出市場，使市場上剩下的舊車越來越差。看到這一局面后，買方愿出的價格當然只能越來越低，迫使那些有“較好車”出售的賣方也選擇退出市場。依此下去，到最后舊車市場就會無人光顧。這種“逆向選擇”過程最后只會促使市場關閉，而不是促使其發展。

　　汽車市場與證券市場相比，雖然都面對著信息渾濁和“逆向選擇”的可能性，但前一市場上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遠較后者為低，因此對制度機制的要求也低。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制造業在中國也可以發展(更何況制造業能最好地發揮中國的勞動力優勢)，而證券市場在中國則發展艱難。

　　法治與第三產業發展程度正相關

　　我們也可以分析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跟產權保護的關系。根據一國對產權保護的程度我們先把各國分成三等份組，然后將每組國家在2002年第三產業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圖5中。圖5表明，產權保護最好的國家，其服務產業也最發達，而產權保護不好的國家，其第三產業最不發達。前面談到，制造業與第三產業對產權和合約權益保護有著不同程度的依賴性，制度資本欠缺的國家不利于第三產業發展，圖5從產權保護的角度也證實了這一結論。

　　最后，上圖比較中國與印度的第三產業發展情況。1980年，印度第三產業占GDP的36.6%，中國第三產業占GDP 的23.8%。但到2002年，這兩個比重分別為50.7% 和27.5%。同一時期，印度的第三產業在其經濟中的份量增加了14.1個百分點，而中國的只增加了3.7個百分點。一方面，這說明中國并沒利用這期間制造業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帶動第三產業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長，沒能發揮出更大的內生增長潛能。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在同是人口眾多、勞動力便宜的條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相應的行業：中國選擇了制造業，而印度則利用其相對的制度資本優勢發展服務業。

　　制度改革決定國家競爭優勢

　　我們都渴望中國人的勤勞能帶來與時代相稱的財富收入，但要實現這一愿望就必須改變現有的制度架構，一方面讓市場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給高經濟增加值的產業提供一個發展的機會。否則，中國只能停留在制造業和其他“硬苦力”行業上，老百姓也只能勤勞但不能富有。

　　當今世界上決定一國競爭優勢的已不再是自然資源的多少，而取決于其制度機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場交易的發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現代運輸技術、通訊技術出現之前的農業社會和早期工業社會里，跨地區經濟市場還沒完全形成，那時的市場交易可能依賴道德規范、習慣法即可，有沒有新聞媒體(更不用說開放的新聞媒體)、有沒有可靠的正規司法可能并不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競爭優勢(比如唐宋時期)。那時，“地大物博”決定競爭優勢。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國際市場中，與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來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國商人。道德規范、習慣法已不夠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規司法和開放暢通的新聞媒體才能促進交易更高效地發生，才能給一些對制度機制依賴性強的產業一個深化發展的機會。這是新的決定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認識到，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沒有挑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反倒更加顯示出制度經濟學對于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指導意義所在。中國過去二十幾年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選擇了對制度機制依賴性弱的制造業，但這不是收入增長的長久選擇。■

（原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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