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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山
北京一所學校制定14條校規，引起校園內外不少議論。看2004年9月13日《北京青年報》的有關報道，大多是從教育方法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如果從對青少年一生的成長這個長遠角度來分析問題，就可以明顯看出，校方這些規定及其處理辦法，存在問題。
這些規定的具體條文，相當一部分內容是把尊敬老師細化。具體表現就是不準喊老師的名字，不準給老師起“綽號”，上課不準做小動作，不準看別的書，等等。如果有了這些表現，就要如何如何處理。這實際上是把課堂教育簡單化，把青少年成人化，完全違背教育規律。在中小學階段，一個好的老師上課，首先注意調動課堂氣氛，培養學生的注意力。學生注意力能不能集中，能集中多長時間，基本上與老師的調節能力成正比。老師本來就有維持課堂秩序的任務。指望靠一紙規定或者幾種處罰就可以使課堂成為老師太太平平的“一言堂”，這不是教育，就是行政命令。而這，卻恰恰是教育的大忌。
從對青少年一生的成長來看，學校的這些手段，只會徒然增加學生的逆反心理和厭學情緒，不利于他們的心理健康，更不利于他們順利完成學習任務。我們喜歡聽話的人喜歡慣了，一看到不循規矩的學生，就想如何來整治他。這種心理，并不健康。何況一個人在課堂上走神，原因本來就多種多樣，或者不如說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根本無需大驚小怪。著名如魯迅，他在三味書屋讀書，最得意的回憶卻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最成片斷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他自己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津津有味地說，“后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這還是在紀律甚嚴的私塾。到了公辦學校興起之后，情況如何呢？曹聚仁先生《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有一段回憶：“我在杭州一師時期，恨透了夏 尊師，因為我辛辛苦苦積了一點錢，買了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都給他沒收了去。我們詛咒他，叫他‘夏木瓜’。”曹先生還說，“我跟夏師成為知己，乃是他離開一師，在上海的事。臺北有一位陳慧劍其人，他寫了一部《弘一法師傳》，說我們奉弘一為神明，尊敬夏 尊為賢者，真是說夢話。”可見，一個人小時候有點調皮，不大聽老師的話，因為某件事情而不喜歡某老師，甚至“恨透了”他，給他起綽號并且“詛咒”他，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到了后來，照樣可以成為“知己”。但是，如果當時學校采取“高壓政策”，不但嚴厲處分其本人，而且驚動其家長，鬧得人家一家為此不得安寧，恐怕學生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這樣的老師，還不如說是統治在課堂內外的一種“暴君”。要人尊敬，難上加難。
尊師是一輩子的事。在學校學習的時候，他很可能心里并不懂什么叫尊師，只是跟在別人后面依樣畫葫蘆。等到他個性被抹煞殆盡，養成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壞習慣走上社會的時候，再來檢討學校教育的得失，這種損失，對一個人而言，一輩子沒法彌補；對國家而言，一代人深受影響。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也許心胸會開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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