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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非常痛苦于去年劉涌事件中法學家和他們倡導的法治精神所遭遇到的無情嘲弄和辱罵，今天，掠奪之手同樣使改革面臨蒙羞的局面。必須看到，肇始于不公正處境帶來的社會怨恨是“經濟理性”最大的敵人
文/高昱
我不是經濟學家，所以，對最近郎咸平質疑海爾曲線MBO、TCL分拆上市、格林柯爾涉嫌侵吞國有資產的言論在國內經濟學界所引起的軒然大波，我本無能置喙。然而，卻使我想起今年春節我回鄉時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
我的家鄉是河南南部一個中等工業城市，這兩年的城市變化驚人，與1995年—1999年的破敗局面大相徑庭。看到城市的變化，很多市民對這座城市的信心也恢復了一些。我向親朋好友詢問原因，總結起來大概有三點：其一是大量地方國有企業破產——尤其最近兩三年改制進行得比較徹底，既得利益者開始輕裝上陣，改建或新建私營新企業；而對改制后當地大量的產業工人來說，日子總是要過的，在被剝奪所有權后，他們從能保證溫飽的最低薄的基礎開始，自己尋找自己的新出路和社會新角色，或做小買賣，或四處打工，漸漸也有了些起色；第三，從沉重的企業負擔中解脫出來的當地政府，通過出讓土地和貸款等方式，重新開始了多年停滯的市政建設，道路、廣場、公園、居民小區等等新氣象開始顯露出來。從經濟基本面來說，這個曾經瀕于破產的城市，在熬過了陣痛最烈的幾年后，由谷底開始了反彈。
注意，我用的是反彈，在股市用語中，反彈和反轉的意思是不同的。我之所以謹慎地用了一個“反彈”，是因為我同樣看到了“復興”背后的另一個增長。一位在當地地稅局工作的同學告訴我，這個只有30萬人的城市，僅歌廳就有300多個。另一位同學所在的啤酒廠剛剛改制完畢，管理層買股份的錢是向所有員工集資的，普通員工每人5000元，借款期3年，到期按銀行3年期基準借款利率給付利息，而且要扣利息稅！基本沒有人敢于違抗，他們被告知不集資者第二年不再簽訂用工合同，但這位同學一遍遍地詛咒辱罵，辱罵所有他看不順的人和事。
經濟確實在增長，以產權為核心的經濟改革確實有利于資本和資源的聚集——那意味著效率和增量財富的產生。然而，社會丑惡的增長，貧富分化的增長，尤其是掠奪和犧牲的雙重增長，社會怨恨情緒的增長，是否會依照一些經濟學家所設想的“涓滴效應”而在二次分配中得以化解？對于后一種增長——社會怨恨的增長，我尤其擔憂，因為在我看來，可能大多數民眾也這樣認為：這種怨恨來自于自己的財產權，以“產權不明”的名義，在產權改革中被少數攫財大亨非法掠奪。
自1949年以來，毛澤東在中國進行了一次人類歷史上宏大的實驗，從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的現代化，首先需要有大規模資本金投入，歐美等先發國家都是通過兩種途徑：對內剝奪與對外掠奪。為避免先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血淋淋的和骯臟的東西”，毛帶領中國人走上了一條以國家為主體進行現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以國家作為資本積累的主體，通過對農業與工業部門的剩余價值進行有計劃的系統的剝奪來積累資金，與此同時，國家對農民與工人作出了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少有所學的底線保障的承諾，并以全民所有的方式賦予勞動者以產權。但今天，這種違反自然規律的“資本積累”路子徹底終結了，代之以分散的個體進行資本積累。
對于中國現代史在走過一段“之”字形道路后重新回到歷史的起點，已經極少有人再表示不滿——換言之，極少有人反對市場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甚至被認為是反對改革的郎咸平，也一再強調：“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不能夠讓國有資產流向私人腰包，這方面要停止。”上海文化學者王曉明最近撰文支持郎咸平，他不是經濟學家，但他也算了一筆簡單的賬：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廠當工人，當時全廠年產值攤到每個工人是將近9萬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資和各種津貼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元則被積累為全民財產。全國有億萬個王曉明，40多年來積累下了數量龐大的財產。但這些真正“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并沒有受到善待，可能有人并不同意斯蒂格利茨所說的“對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不被解雇權就是企業工人的產權”，但這筆巨額財產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確實進了少數人的腰包，工人們則被每年幾千元的價格買斷了工齡。從法律上講，這實質上是以“債權”偷換了“產權”。法律要求的是平等交易和契約自由。而像我的朋友所遇到的那種員工集資給經理層MBO，則可以用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6條所定義的“強迫交易罪”了。
一些經濟學家稱，在一些地方可能確實存在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但只是少數現象，而且從整體上說社會總財富增加了，郎咸平拿一兩個孤例，不能否定整個國資改革，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并列出了“誰買了這個企業將最有助于提高這個企業的效率”、“過去為企業發展做出過貢獻的人的利益有沒有顧及”等國有企業出售要考慮的四個方面。這種說法至少有三點站不住腳。其一，就像腐敗是不是少數現象一樣，侵吞國有和全民所有財產的現象到底是多是少，不是經濟學家說了算的，聽聽民眾的聲音就一清二楚了——為什么網上那么多人支持郎咸平，是因為經濟學家所沒有看到的掠奪就實實在在發生在這些普通人的身上和周圍——事實上，國資委相關人士9月7日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也承認，郎文中所指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是“目前存在的較為普遍的一個現象”。其二，如果社會總財富的增加或者效率的提高高于一切的話，那么我們很難解釋一個最基本的推斷：10個人手里各有1萬塊錢，但其中9個人只會把錢藏在枕頭里，我們是否允許甚至鼓勵另一個聰明人以每人1000元的價格強行把9個笨人的錢買走，在1年內把9萬元錢增值為90萬元？在我看來，這種觀點與“GDP至上論”其實一脈相承。其三，我們固然應該保護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企業家、經理層，并高度警惕以發行股票、拆遷等各種渠道將私人資產掠奪成國有資產，但鐘偉說的好，要看到化私為公只是手段，最終目的還是要化公為私，“因此，警惕權貴和紅頂私分公器，其重要意義，完全不下于警惕權力對私人部門的巧取豪奪”。
在這場學者的論戰中，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客觀的，相反，對手卻常常被冠以意識形態甚至道德的大帽子，這也是相當多學者不愿表態的原因。思之再三，我這個“坐在最后一排的”終于還是忍不住跳出來發言。事實上，這場爭論是在國資改革進行到尾聲才發生的，除了少數大塊頭，能賣的基本都賣光了。之前包括本刊在內諸多媒體報道了那么多借改革侵吞國有資產的事件，一些學者早已就此著文警告，卻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而今一個遲到的質疑到底還有沒有價值呢？這讓我想起同樣飽受爭議的何清漣。一位前輩告訴我，經濟學界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使用“尋租”概念，但我始終認為，正是這位“不被認為是經濟學家”的何清漣，用一本《現代化的陷阱》為大眾普及了“尋租”，普及了過去只在經濟學家圈子和悶頭發大財的既得利益者中流傳的“權力經濟學”。
這幾年，吳敬璉教授一直在呼吁警惕滑入權貴資本化的壞的市場經濟，這個警告可能也晚了。但是，權貴資本化畢竟還有程度深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郎咸平的警告，不僅價值在于民眾的財產能少損失一分都是功業，在于給予更多民眾以更多的知情權，更在于盡早打破用非法方式增加社會總財富和提高效率可能帶來的路徑依賴。
我們曾經非常痛苦于去年劉涌事件中法學家和他們倡導的法治精神所遭遇到的無情嘲弄和辱罵，今天，掠奪之手同樣使改革面臨蒙羞的局面。奇怪的是，對被犧牲和被損害的弱勢群體給予關注與起碼的讓步，執政高層已經有了相當的覺悟，而一批主流經濟學家卻還在強調“經濟理性”，還陶醉于增長的神話。我必須再次重申我對社會怨恨心理深深的憂慮。馬克斯·舍勒曾經把這種“怨恨”定義為“肇始于不公正處境引來的傷害，因無力反擊而只得忍耐，使其不得發泄所產生的一種自我毒害的心態”，它是仇恨、嫉妒、陰惡、幸災樂禍等不良情感的綜合，并不會隨某一特定的誘因或具體的對象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卻在傳播和累積中被一再放大。這可能已經不再被看做經濟學的范疇，但我們正處于這樣一個“人人都有‘權利’與別人相比，而事實上又不能相比”的時代，因此，我對每次離開高檔寫字樓之后所看到和聽到的一些事情惶惶不可終日——這種擔憂越來越明顯地改變著我的認識結構與認識方式。我也懇請中國每一位有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哪怕只是暫時地離開書本和統計資料，離開冠蓋云集的企業家沙龍，離開縱橫捭闔的高層論壇，花上1個月時間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把這場討論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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