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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防火工作會議做出要求，“嚴禁在校學生、老人、孕婦、外來就業人員參與撲火，以免造成他們的人身損害”。對這個消息，我真不知說什么好，幾番“欲辯已忘言”。看到有讀者投書媒體，說這是“對外來工‘人性化’背后的歧視”。但把“外來就業人員”與老弱婦孺并列，是一種什么樣的“人性化”呢？水火不容情，救人水火，我還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千古不變的人性呢，為什么就偏不讓“外來就業人員”有這樣的人性呢？
顯然，僅僅從字面上而不結合現實國情，是沒法理解其中深義的。
先來琢磨一下“外來就業人員”。什么叫“外來就業人員”？為什么不一般地說“就業人員”或者“外來人員”？“就業”有“外來”和“本來”之分，就是因為城市來了農民工。農民工以外的“就業人員”，當然是可以參與救火了。不然，像深圳這樣的城市，幾乎全是近10年間移民來的就業人員，而今做出如此的“嚴禁”，豈不是當深圳失火，就只能眼睜睜看著燒，沒有人敢去救了？
一旦把“外來就業人員”驗明正身，就立刻顯示了這個“嚴禁”的人性化含量了。當為了免于可能的人身損害而嚴禁老弱婦孺等弱者救火的人性光輝閃過后，“外來就業人員”——這些強壯的弱者——就立即感受到人性的另一面：一道以政令形式出面的反人性的寒光。
“外來就業人員”，這些除了力氣幾乎什么都沒有的弱者，如果把他們組織成一個專業救火隊，一定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往無前的隊伍。但不能讓他們聽憑個人內心的道德律令去救火，只因為他們“弱得相當可疑”。
他們弱到跟城市只剩下干活的關系，除了為城市干活，他們可以百無一慮，他們干完活可以轉身就走，甚至沒有勞動合約之類的牽掛；他們弱到城市只是他們的工地，城市的一切只是在建設中才與他的身體有關，一旦建成，就與他一切無關；他們弱到不需要知道這個城市的公共事務，不需要知道管理他們的人怎么樣，他們只有勞動的義務，沒有參與城市事務的權利———對了，你必須注意到，救火不只是一個義務，還是一種權利。
比如說你家里失火了，突然一個來歷不明的叫化子幫你救火，你是否擔心他趁火打劫呢？如果他不打劫，你是否擔心他故意受傷，賴在你家里不走，白吃白喝呢？也就是說，一個來歷不明的叫化子沒有幫你家救火的權利。你是一個“外來就業人員”，你居無定所，晚上常常在工地上過夜，你身無分文，餓得眼冒金星，正在等待欠薪3個月的老板出現……你有什么權利去救火？憑什么相信你會顧惜那些與你毫不相關的財產？相信你不會趁機拿點什么揣進腰包？或者故意以救火的名義受點傷而賴在那里等待“解決”？
我不相信深圳有關部門的政策制定者會對“外來就業人員”有無緣無故的愛和無緣無故的恨，而不是出于十分具體的考慮。是的，這個“嚴禁救火”令透露了豐富的信息量。設想讓100年后的子孫來來看這個政令，可能會感到困惑。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給它做好注釋。但是，今天的歷史在100年后已經是無言的冷灰，然而它卻是我們今天的現實！這個現實，也是過去歷史的延續，早年，“剪刀差”剪出了社會階層的區隔，長期不平等的社會群體各自選擇了各自的道德和行為方式，“嚴禁救火”令折射了他們已經不能在同一個區間里良性互動。若今人不假自哀而后人哀之，這一切還在可持續甚至擴大。例如，“外來就業人員”的新一代，那些因繳納不起昂貴的懲罰性高價而在城市里失學的新一代，那些在工棚里“自然成長”的新文盲，大約也十多歲了吧，你與他們的目光對視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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