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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放
重慶市渝北區委、區政府決定公開選拔全區范圍內的村干部。他們并不隱晦自己的政策導向：在具備“德”的前提下，把競選者自身的致富能力和帶動他人致富的能力作為選拔的重要標準。(中國青年報8月19日)擁有公司年產值2000多萬的富人桂升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成為該區雙鳳橋街道田村的村官的。像他這樣“富而仕”的村官在重慶市的農村并不
鮮見，有關人士預測將會有更多的“富人”邁入“村官”行列。
這些“富人”不但有政府層面政策的傾斜支持，也有呼聲很高的民意基礎。不管是政策還是民意，對“富人”的一個基本訴求是帶動更多的人致富。但是“富人”能帶動他人致富的這個命題還沒得到證明。雖然眼下富人效應的確起了作用，他們對經濟的促進也是不容忽視的。但其帶動作用在短時間內依靠的是他們自身的財力，如果時間長了，能不能促進村民經濟持久的發展，還是一個未知數。也就是說，民眾或政府的意愿的實現與否，都是需要時間來驗證的。
不能忽視的現實是，“富人”在其經濟發展后對政治資源的訴求。一些企業家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身份的光環。新聞報道中也不鮮見富人通過一定手段獲取政治資本的例子。富人謀取政治資源，既有對其財富合法性的隱憂，又有政治權利的進一步訴求。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在社會法制進一步健全，私人財產寫進憲法進一步認定其合法性的狀況下，擔憂應該是多余的。而對政治權利的訴求，社會中任何一群體都有這樣的訴求，想進一步為所在的群體爭取更多的權益，富人也不例外。
不過，筆者覺得，我們應該注意和防范這種政治權利訴求的異化。所謂異化，是其政治權利訴求目的達到后，而利用政治權利為自己謀取私利。這點顯然是很可怕的。這也是“富人”村官的另一面。山西一些煤炭富翁在官場上游刃有余不官而官的政治資本，使得山西煤炭的私挖濫采屢禁不止，礦難、真刀實槍的資源搶奪戰、黑窯也就不鮮見了，代價是損失更多的生命，國家財產的損失也是無法衡量的。類似的例子應該不少。
因此，防止權利異化，防止政治公器的私利化，應該是村官富人化的前提。保障更多群體權益的不受侵犯，實際上也應該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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