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新玲

　　　 近一段時間，全國很多省、自治區、直轄市都陸續舉行了義務教育一費制聽證會，“義務教育一費制”7個字幾乎涉及到每個家庭的利益，加上教育本身長期都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使得聽證會的意義非比尋常。但是，從各地聽證會的情況看，與會代表們在擁護這項政策的同時，更多的是建議、質疑，甚至是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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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教育一費制”這項從農村走向城市的政策，始于2001年，是以治理亂收費，減輕農民負擔為出發點和目的。以聽證會的形式，向社會征詢收費標準和辦法，是一種規范和進步。

　　　 那么，本應受到各方歡迎的聽證會，為什么還會遭到各方質疑？分析起來，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

　　　 “一費制不等于收一次費”

　　　 雖然各地對“一費制”所限定的具體范圍不大相同，有的省、區、市是雜費、課本費和作業本費三費合一，有的包括信息技術教育費，但這只是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收取全部費用中的一小部分。

　　　 一個學生在繳納雜費、課本費和作業費之外，還要繳納名目繁多的各種其他費用，如住宿費、校服費、衛生保健費、校外活動費(包括觀影、學工學農、專題教育)、報紙雜志費、課后托管費、學具費等等，而這些都是教育和物價財政部門核準的學校代收代辦項目。

　　　 “看了文件才明白，一費制不等于收一次費”是許多代表發言的第一句話。規定了三費或四費合一，其他十幾項如何收，卻沒有明確規定，這樣的做法，確實易遭質疑。

　　　 制定任何政策，最忌諱的就是“留口子”，因為一旦留有“口子”，就等于“網開一面”，讓本應禁止的反而會堂而皇之地變成合理的。

　　　 “小頭”和“大頭”

　　　 以四川省為例，教育部門公布了兩套收費方案，從小學到初三各年級一費制收費標準一套是從185元到460元，另一套是從160元到395元。其他省、區、市也基本是在這個范圍之內，但是每個家庭在一個學生身上的教育投入遠遠不止這些，幾百元只是教育支出中的“小頭”。

　　　 除了上面列出的代收代辦項目，在城市中的教育投入“大頭”就是少則幾千元，多則幾萬元的擇校費。“名校辦民校”早已是一種潮流和事實，從小學到中學，幾乎無一例外。從最早為了補充辦學經費不足進行的公辦校改革，到后來號稱為了滿足更多人選擇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所有的理由都助長了公辦民助校數量猛漲、收費猛漲、在校人數猛漲。

　　　 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幾乎所有重點校的初中部都是公辦民助校，孩子想上重點校就必須繳納已經不叫擇校費的教育補償費。而與之相伴的還有借讀費、存檔費等等。

　　　 這項教育收費“大頭”從來沒有舉行過聽證，正因如此，避重就輕的“一費制收費”才遭到廣泛質疑。

　　　 公辦校的經費從哪來

　　　 在聽證會上，發出質疑聲音的還有那些被稱為“無錢無分上公辦”的公辦校的校長們，他們大念苦經：財政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學校如何維持發展？

　　　 由于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中央為投資決策主體、縣級財政為投入主體的教育財政體制，而我國約有35％的縣是財政赤字縣，許多縣級財政保證教師工資已經非常吃力。這使多數農村學校在公用經費方面更依賴對學生的收費。

　　　 有專家指出，“一費制”標準的制定首先著眼于減輕百姓負擔，治理教育亂收費，而對學校運轉成本考慮較少，收費標準往往低于學校以前的收費。在學校經費出現缺口，而政府補助又不到位的情況下，學校無力改善辦學條件。

　　　 天津一家公辦中學的校長說，按照一費制規定的標準，所收學雜費只相當于辦學經費的7％，而其余本應由財政投入的93％，幾乎沒有著落。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財政足額投入，一費制才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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