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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權貴資本家是那些通過盜用或腐蝕國家權力以謀取巨額私利的一小撮有產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有產者都是權貴資本家，那些通過自己的努力致富(哪怕是一夜間暴富)的人不在此列。權貴資本主義也不能與收入不均劃等號。對于一個社會而言，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均產生有益的張力，為社會的創新提供必要的激勵。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不平
等，一種是建設性的，一種是破壞性的。所謂建設性的不平等，指的是增加社會整體財富或為社會提供正確的激勵從而有益于社會的長遠利益的不平等。內部人或管理層買斷私有化顯然不是一種平均主義的私有化形式；但是，如果這種私有化形式有助于社會整體效率的提高，它就不失為一種可取的改革思路。那些以低價或者幾乎不付錢就買去企業的經理人員未必就變成了權貴資本家。我們走到賣企業這一步，不是因為經理們盜用了國家的權力，而是因為我們舊有的體制已經無以為續。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破壞性的不平等。所謂破壞性的不平等，就是那些僅僅是財富再分配，不增進、甚至破壞效率的不平等。權貴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平等就屬于這一類。權貴資本家發家致富的法寶是利用自己與政府的特殊關系，通過腐蝕政府工作人員以獲得政府所賦予的合法特權；更有甚者，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時地將權力轉化為經濟利益。這些人的財富實際上是對老百姓的一種稅賦，由此而產生的不平等因此有損效率。
但是，期望權貴資本家們改弦易轍，從此靠勤奮致富是不切實際的，如果制度設計中留有尋租的空間，就難免產生官商勾結、權貴資本流行的后果。尋租的空間從何而來？如果政府不發許可證、不審批項目、不扭曲價格信號，或不給予某些企業以特權，則不會存在尋租空間。而現實中恰恰相反，不惟中國，所有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都是如此。許多人對民主抱有幻想，以為有了民主腐敗也就消除了。但是，對南美和南亞次大陸有所了解的人都會放棄這樣的想法。一位來訪的印度教授在談到腐敗在中國和印度的差別時說：“在中國，腐敗是有組織的，你只需行賄一次就行了；而在印度，腐敗是無組織的，你不知道你要行賄多少次才能把事情辦成。”我們有一萬個理由將民主作為一個追求的目標，但防止腐敗不是其中之一。問題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易于導致腐敗的制度？替代的制度不是不存在的。政府發許可證、審批項目的初衷不能說是不好的，其目的是想把不合公意的項目排除在市場之外。但是，達到這個目的可以采用兩種方法。一種是事前的預防，也就是由政府來審批和發許可證；另一種是事后的懲罰，由法律來對違規者進行甄別和懲罰。從純功能的角度來看，事前預防的好處可能是防止潛在的違規者進入市場，壞處是可能抓錯了人，使符合條件者無法進入市場；事后懲罰的壞處是讓違規者進入了市場，好處是決不會將符合條件者排除在市場外。這里不存在一個恒常的法則，指定一種方法必定優于另一種方法，奇怪的是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事前預防而不是事后懲罰。這里也許和哈佛大學俄裔經濟學家施萊佛等人提出的“執行者的動機”有關。事后懲罰將權力讓渡給了司法系統，而事前預防大大加強了政府行政機構的自由裁量權；如果政府是決定采用哪種方法的唯一決策者，則結果自然會是選擇事前預防。但是，過多的事前預防必定導致過多的租金，為權貴資本提供土壤。
這里有必要說一下國家和政府的區別。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壓迫工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代國家是建立在霍布斯和盧梭的社會契約基礎上的。但是，作為社會契約的國家不是自為的，我們需要一套治理結構來完成對這個契約的實施。三權分立是一種治理結構，盡管它不是一種完美的結構，但至少可以保證國家不至于被某一個組織所篡奪。當三權分立不清晰時，政府作為國家構架下最具實力的一支力量就會容易地篡奪公民所賦予國家的權力，從而產生只有政府而沒有國家的現象。這并不是集權國家所特有的，所有政府過于強大的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出這樣的態勢。沒有國家就意味著沒有法治，而法治的喪失恰恰是權貴資本主義得以橫行的基礎。
許多人將俄羅斯的權貴資本主義歸罪于震蕩療法和私有化。但是，根據黃立弗的研究，俄羅斯的權貴階層在蘇聯后期就已經形成了，他們所利用的恰恰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后期遮遮掩掩的改革。戈爾巴喬夫一方面進行了激烈的分權改革，另一方面又沒有放松政府管制，因此給了一批官僚可乘之機，在老百姓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他們的資本原始積累。當俄羅斯開始經濟全面自由化的時候，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擴大果實而已。中國的半市場化改革(如價格雙軌制)在政治上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案，但也同樣為權貴資本家們開啟了發家致富的大門。八十年代末群情激昂大反“官倒”、學界對尋租現象頗為關注，正反映了這一時期社會各界對權貴資本的不滿。當然，俄羅斯之所以落到權貴資本控制國家的地步，近十年的改革不能不負一定的責任。但是，責任的承擔者不應該是市場化改革，而是法治的喪失。有一種意見認為，俄羅斯的經濟失敗源于經濟的無組織化(disorganization)。秦暉認為，蘇聯的計劃經濟在其后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每一個企業都如同一架巨大的機器上的一個部件，任何一個部件的損壞都會導致機器的癱瘓。因此，當市場化在一夜之間完成的時候，交易鏈條上出現的小斷裂就會引發整個市場的無序，企業因此無法找到自己的供應商，也找不到買家，經濟因此進入衰退。這種說法雖然有道理，但是，俄羅斯的經濟衰退至今已經持續了近十年，這很難用無組織化來解釋。一個更貼切的解釋也許是施萊佛所指出的，即法治的喪失。市場鏈條的破壞是容易修補的，不至于使俄羅斯經濟連續倒退十年。但是，俄羅斯的法治環境至今仍然是轉軌國家中最差之一。法治的喪失破壞了經濟運行的環境，使企業家處于完全的不確定性之中，從而喪失了投資的信心。權貴資本家們大把地撈錢，然后將資金轉移到國外，以至于正常的經濟運轉難以維系。盡管俄羅斯的私有化已經進行了十年，企業仍然沒有擺脫對國家的依賴。遇到商業糾紛時，企業不是去上法庭，而是去找政府。在這樣的環境中，政府設租，企業尋租成為經濟運行的邏輯。在蘇聯體制下，官員的腐敗是有組織的，為生存見，中央政府將腐敗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在新的民主、但沒有法治的體制下，腐敗是無組織的，沒有人愿意出面來遏止它的蔓延。如果把腐敗的收益比做池塘里的魚，有組織的腐敗是細水長流，既捕魚、也讓魚兒繁殖，而無組織的腐敗則是竭澤而漁，將全部魚兒一次性地一網打盡�；蛟S是因為俄羅斯官僚腐敗的程度太深，施萊佛對其祖國的法治建設持相對悲觀的態度。盡管他認為法治仍然是解決俄羅斯問題的關鍵，但他不對政府建立法治抱任何希望；相反，他提出了“法的私人執行”的建議，認為只要議會制定明確且簡單的法律，法律的執行可以交由私人去進行。他的理由是，俄羅斯腐敗的官僚體系(包括司法系統)是沒有動機來執行法律的，而私人(包括黑社會)卻有動機，因為即使是像黑社會這樣的組織也會為了建立其“信譽”而選擇執行公認的法律。然而，法律的私人執行的危險在于暴力的非壟斷性會將社會帶入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無序境地。施萊佛的建議與其說是要解決問題，毋寧說是一種放棄。
中國在這一點上比俄羅斯幸運。我們沒有經歷俄羅斯那樣的政治和經濟巨變，盡管我們在一些方面(如私有化方面)比俄羅斯走得更遠。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控制下，腐敗還沒有發展到象俄羅斯和印度那樣無組織的程度。凡此種種，為我們建立法治的社會創造了條件�？�.波蘭尼的名言：“沒有通往市場的市場之路”，似乎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注腳。問題是，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是否有動機建立法治？這個問題并不是無所指的。法治不僅意味著以法治國，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以法治理政府，給政府官員的手腳套上法律的繩索。因此，享受充分自由裁量權的政府官員不會輕易地放棄權力，將自己置于法治的管轄之下。但是，我們也無法斷定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這里，諾斯和溫加斯特對英國十七世紀光榮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十七世紀的英國是其近代史上最動蕩、但又最富有成果的一個世紀。伊麗薩白死后，斯圖亞特王朝的前兩任國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橫征暴斂，不僅向百姓收取高額稅收，而且無節制地向議會借款，以彌補戰爭和揮霍所造成的虧空。最不能容忍的是，王室還款的記錄越來越差，最終引發了議會與王室之間的一場內戰(當然還有其它原因)。內戰以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告終，但攝政克倫威爾與議會之間的關系并不比國王與議會之間的關系好多少，因此，克倫威爾一死，查理二世很快復辟，克倫威爾等人被鞭尸。但是，查理二世和繼承他王位的詹姆士二世并沒有汲取他們的父輩留下的教訓，仍然舉債、賴債。終于，議會于1688年驅逐了詹姆士二世，延請他的侄女瑪麗女王和她的丈夫威廉國王回國聯合執政。但是，二位新國王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室只有預算權，而預算的審批權屬于議會。這樣，英國完成了由絕對王權向君主立憲制的過渡，史稱光榮革命。光榮革命之后，王室的借款權受到極大的限制，但是，諾斯和溫加斯特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證明，王室的借款額非但沒有下降，而是突飛猛進地增長。咎其原因，是因為王室的還款受到議會的監督，從而有了保障，因此商人們以及以輝格黨為主導的議會才會愿意向王室放貸。王室通過讓渡權力給議會而綁住了自己借款的手腳。諾斯和溫加斯特認為，這是王室對議會和國民做出的一個關于還款的可信承諾，這個承諾給予議會和商人信心，促使他們放心地放貸給王室。
英王室之所以甘愿放棄部分權力，讓議會的制衡綁住自己的手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與議會斗爭過程中的屢屢失敗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是王室的財政危機。倘若王室擁有足夠的財力來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它不至于在與議會的斗爭中慘敗。統治者的財政危機是促成制度變革最有力的原因。張維迎等人曾撰文指出，九十年代發生在中國的民營化浪潮，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財政需要的競爭的結果。民營化的實質是分權，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但是，面對日益惡化的地方財政，地方政府不得不忍痛割愛，以民營化圖財政狀況的好轉。中國今日的法治建設，如果可能的話，大概也只能產生于政府財政惡化所帶來的制度創新動機。這種狀況似乎還沒有發生，畢竟，中央政府的稅收還在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然而，危險是存在的，占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壞帳就是潛在的危險，而政府的國企政策不是在降低、而是在提高這種危險。股市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股市是繼八十年代價格雙軌制之后又一塊制造權貴資本家的沃土。股市中的絕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國有的，大的投資機構是國有的，大部分人玩的是國家的錢，因此才會出現基金黑幕和宋國青所說的“老鼠倉”。這一切的根源在于股市為國營企業脫貧解困服務這個目標本身就是錯的。在這個目標下，政府各管理部門的手腳被放開了，因此才有了“把錢在股市上放一放”的托市動議，才有了《人民日報》時不時發表的社論。這些舉動在短時期內的確起到了繁榮股市、增加國營企業資本的作用，但這是建立在老百姓始終愿意盲從的假設上的。在宋國青的“老鼠倉”模型中，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參與不可能有實質性贏利的股市炒作，是因為他們預見到了大老鼠們(莊家)先托市然后抽身溜走的行為，而每個人又都覺得自己不是那個最后的傻瓜，堅信自己能夠在老鼠們跑掉之前抽身。然而，如果每個人都能在大老鼠們之前跑掉，那么就不會有老鼠了，因為如果老鼠坐莊的結果總是把自己套在里面，他們何必要坐莊呢？因此，現實中總會有相當一部分小股東被套牢。如此下去，難保大家會象電視劇《一年又一年》里那位老大媽那樣頓悟：“還是我女婿說得對，股市不是銀行�！钡侥菚r，在股市上炒作的就只剩下國有的投資機構了，股市因此也就變成國有部門內部由國有銀行向國有企業扔錢的另一條途徑。
股市的健康發展有賴于政府部門把自己的手腳捆綁起來。光榮革命告訴我們，法治的受益者不僅僅是老百姓，而且是政府自己。權貴資本必然清除，但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權貴的道德水準的提高上。就政府在經濟中所設置的高額租金而言，任何人的尋租行為都是理性的。只有當法治健全的時候，政府在經濟中設租的權力才會得到限制，而以尋租為生的權貴資本才會失去得以滋生的土壤。俄羅斯的經驗值得我們引以為戒。中國比俄羅斯幸運之處在于沒有經歷政治劇變對政府行政能力的毀滅性打擊，但這幸運之處也可能成為中國的不幸。如果我們非等諾斯等人的預言實現之時不在法治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局面就可能滑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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