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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大洲街是贛中的一個小鎮，我們的村子離小鎮三里來路。每次想起小鎮，我就要想起二爺爺。我的爺爺輩三兄弟。老大是我的親爺爺，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了。老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樟樹讀中學，大革命時期回到縣里參加革命。鄉下人不懂革命的道理，只知道革命是要殺頭的，于是派二爺爺去縣里勸說三爺爺。二爺爺也識文斷字，到了縣里至少認得到
哪兒找弟弟。見了面，三爺爺笑著對二爺爺說：“你不懂。回家去吧！”孰料，鄉下人的智慧比這中學生高。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三爺爺只身一人到了南昌，據說是參加了南昌起義，之后留在那里以教小學為掩護做地下工作。敵人到處找他，卻抓到了一個同姓的同鄉。此人認識三爺爺，卻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只以為他是教書先生。在他的指引下，三爺爺被抓。據說國民黨以封官為誘餌勸降三爺爺，他堅決不從，終被砍頭示眾。同時，家鄉的還鄉團也開始報復。三爺爺幼小的兒子在逃難中死去，妻子改嫁他人。我的另兩個爺爺則遠走深山，躲到山里一個同姓的村子里，一去三年。二爺爺就是在那時學會了行醫。二十年后，他在渡口遇到了那個“告密者”。此人已是一個小財主，見了二爺爺便說對不起，還要拿出一百大洋來給爺爺。但爺爺堅決不收，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不久便解放了，此人卻因病去世，算是躲過了“三反五反”的鎮壓。
解放之后，二爺爺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者，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戰友。他在小鎮上以行醫為生。文革前的十幾年，他的生活也算安穩。在我現在關于幼年的模糊記憶里，仍然留存著他的藥鋪的影子。他在鎮里有一幢大房子，是江南典型的帶山墻和飛檐的那種。房子靠街的一面是藥鋪，中間是天井，天井里還有一口井；后面是睡房。典型的江南小鎮民居。我模糊地記得，他以前的佃戶也住在這宅子里，兩家關系不錯。佃戶的兒子還是我小學一年級的老師。我原本用左手做一切事情，包括寫字，他硬讓我改用右手寫字。但我從來沒有在前面藥房里看到佃戶一家。在我的記憶中，二爺爺的藥鋪永遠是整潔的。藥鋪被一尺高高的柜臺分割成兩部分。柜臺外是病人就診區，窄窄的一條，放了幾把椅子，大概還有張桌子。柜臺內是藥柜，靠墻一大排，上面有許多小抽屜，里面放著不同的中藥。記憶最深的是柜臺上那桿小巧的銅(資訊 論壇)秤，是用來秤藥材的。藥鋪外面的街面很寬(后來發現也不寬，可能是幼年記憶的原因)，中間一部分是用石板鋪成的，連接村子一頭的公路和另一頭的碼頭。左右和對面的幾戶人家也開店。記得對面一家是榨棉花(資訊 論壇)的，機器靠腳踏提供動力，“吱嘎吱嘎”響個不停。我不知道那是在做什么，便問爺爺。爺爺說那是人家在“工作”。這個詞對我太抽象了，自此很長時間，“工作”對于我來說總是和那“吱嘎吱嘎”的聲音及腳踏的動作聯系在一起的。隔壁有一家是賣雜貨的，有稀有的海產品，如海帶、干墨魚之類，是平常人家請客和過節時才能享受的東西。因為這個小店，周圍空氣中總是飄著淡淡的咸味，這種味道構成了我對節日的記憶的一部分。在快到小鎮的河堤上，有一座廢棄的小廟，被一個竹器生產合作社占用著。我們鄰村有一個遠房親戚在合作社里，我每次和大人去小鎮的路上都要到小廟里看看，親戚便給我削一雙筷子什么的。我特別喜歡竹篾的那種光滑的感覺，也愛看工匠們編竹筐時嫻熟的動作以及竹篾在他們手中飛舞的景象。
我們村里人把小鎮叫“街上”。街上有集市。我每次隨大人去逛街大概都要去二爺爺家。有一次，我看到村里一位臉上長滿粉刺的年輕人在爺爺那里就診。我自己也到爺爺那里看過“急診”。那是一天中午，伯母在炒菜，我踮著腳尖，伸著脖子往鍋里看，結果一大滴油濺到我的后脖子上，我頓時大哭起來。伯父、伯母慌了手腳，抱起我就往街上奔。到了二爺爺那里，我早已不哭了，爺爺大概給我搽了一點藥水就算了。
這些都是美好的記憶。接下來，文革開始了。一天中午，我跑回家見家里的鍋不見了，伯母正在抹眼淚。我問她怎么了，她說：“伯伯正在挨批斗�！蔽遗艿酱蚬葓錾希姴^頂著我們家的鍋，跪在一群人面前，在由一個不認識的外鄉人批斗。原來，有人發現我們家用大米喂豬，告發我們浪費糧食。此后一段時間，伯伯每天早飯前一定要和我一起面對領袖像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伯伯不識字，天知道他是怎么學會這首歌的。
二爺爺的遭遇更慘。文革開始之后，重劃了階級成份，他竟然被劃成富農，從此開始了他在生命最后幾年的痛苦磨難。先是他的徒弟造他的反，抄了他的家，搶走了一些值錢的東西。爺爺是遠近聞名的老好人，不知他哪些地方得罪了這些徒弟。他唯一的兒子，我的堂伯父，也受到了牽連。堂伯父在省軍區當軍官，是司令員的秘書，娶了當年軍區最漂亮的女兵。我父親的相冊里有一張堂伯父全副戎裝的照片，讓我景仰得不得了，以至于把它偷了出來，揣在身上，結果給揉得破爛不堪�？墒牵捎诩彝コ錾肀恢貏潪楦晦r，堂伯父的輝煌軍旅生涯因此也劃上了句號。他被勒令轉業，在一家工廠當了一名車間黨支部書記。這一打擊對他是致命的。但是，最壞的情形還是發生在二爺爺身上。文革中他給我留下的是一副形容枯槁的形象。深陷的眼窩、高高的顴骨、高而窄的鼻梁、幾縷山羊胡子，無不顯示出他的滄桑。最難忘的一件事發生在他即將被趕回村里的時候。那一年冬天，父母決定將我接到他們身邊去，伯父、伯母雖然象割肉一樣痛苦，也還是同意了。有一天，他們送我到街上爺爺家，說是等父親的一位同事路過時把我帶去。他們放下我就回去了(他們為什么走我已經記不清了。也許是爺爺讓他們走的吧。)但是，左等右等也不見那人來，我不耐煩起來，自己一個人往村里跑。爺爺就在后面追。他那時已經七十多歲了，無論如何也追不上我。追到堤上他只好停下來，此時我已經跑出去很遠了。他就站在那里喊我的乳名。在寒風中，他的身體是那樣的單薄，他的呼喊是那樣的無助。即使是在我幼稚的心靈里，那情景也讓我動了惻隱之心。但是，我終于沒有回頭，任憑那老人無助地在風中呼喊。每當憶起這一幕，我的心就要顫栗。
爺爺終于沒有能夠度過那個冬天。他被趕回了村里。好在家里房子多，住他們老兩口不成問題。但爺爺的心情很郁悶。終于，有一天晚上，當大家圍坐在火塘邊烤火時，他一聲長嘆：“哎！活著還不如死了好�！贝蠹衣犃硕汲聊徽Z。接著他就去睡覺了。每過多久，我被一陣嘈雜聲驚醒，伯母告訴我，爺爺死了。那一夜，全家上下十幾口人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恐懼是那一夜留給我的永久記憶。那時通訊和交通都不方便，在南昌的堂伯父直到二爺爺下葬的那天才回來。記得那天下雨，堂伯父穿著一件鄉下難得一見的軍用雨衣，讓我羨慕不已。雖然堂伯父也抱怨父親的成份毀了他的前程，但未能和父親見上最后一面仍然使他難過，我至今仍然記得他聽到爺爺已經下葬時的痛苦表情。后來，有一次回憶起這件事，伯母的評價是，堂伯父是個蠻深沉的人。不知她所謂的深沉指什么。
爺爺去世了，小鎮上的買賣人家也都關了門。取而代之的是靠近公路的一個供銷社。小鎮的面貌因此大變。供銷社規模很大，但它那紅色的磚墻在周圍的灰磚灰瓦之間顯得扎眼，它的規模也因此顯得大而無當。以前的老街基本上廢棄了，附近的幾個村莊的活動中心變成了供銷社。偶爾，我們在村里還能看到由鎮上下來游街的地富分子。他們手里敲著一面小鑼，一面敲一面喊：“我是壞分子！”身上則拴著一根繩子，由一位干部在后面牽著。爺爺去世了，婆婆還是富農，經常要到工地上去勞動改造。
文革之后，婆婆收回了鎮上的房子，但已經不能去住了，便以八百元的價錢賣給了依然住在那里的佃戶。八十年代，政府試圖振興小鎮，定下日子讓大家去趕集。但是，維持小鎮存在的人文環境已經被破壞了，政府的干預也無法使小鎮的商業重新繁榮起來。九十年代中期我回去過一次，發現小鎮的面貌大變，新房子的數量大大超過老房子，而新房子的格局一律是隨處可見的二層或三層平頂小樓，再也看不到以前的挑檐和飛瓦了。小鎮上的供銷社還在，但已經不是周圍村子的商業中心了。各個村子自己都有了小店；由于交通方便了，人們逛街不是上十里之外的水邊鎮，就是上縣城。水邊先是一個公社的所在地，后來又成為鄰縣的縣政府所在地，因此繁榮起來。大洲街原本是和水邊一樣的小鎮，以前靠商業文化傳統能夠和水邊平分秋色；文革之后，商業傳統隨著商人的清除而消失，因此再也無力和水邊這樣的行政中心相抗衡了。
諾斯說制度變遷過程中存在路徑依賴。這個理論忽視了偶發事件對制度變遷過程的作用。文革就是這樣的一個偶發事件。它打破了中國基層社會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從而抽掉了中國文化的連續性賴以存在的基石。有人也許會說，文革之后中國文化的演進不正是體現了對文革這一事件的依賴嗎？但是，這種大而化之的說法對學術研究是無益的。我寫上面這個關于家鄉小鎮的故事，一是為了了卻一樁多年的心愿，同時也是提供一個制度演化的小案例。通過這個案例，我希望表明的是，制度、特別是象文化這樣的非正式制度，是由特定的人群所承載和傳播的，當這些人被壓制或消滅之后，這種制度的延續就會便得極端困難。以往人們多數只討論文革對中國文化的宏觀破壞力，卻很少有人關注它對中國基層社會的沖擊。一般的觀點是，基層是最穩定的，因此也更容易保存中國文化的傳統因素。弗里德曼等人寫河北武功村的書的書名《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農民》本身就表明了這一觀點。如果所謂的“中國農民”僅指農民的生活和思考習慣，則弗里德曼等人是沒有錯的。但是，超乎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的文化精華在基層的傳承是非常脆弱的，因為，在中國鄉村，文化精華的傳承依賴于少數的精英分子，當這些精英分子被壓制或消滅之后，鄉村文化就只剩下糟粕了。文化在基層的崩潰必然改變中國文化的整體面貌，從而也使得傳統文化的恢復變得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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