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全國各高校新生入學時間臨近，助學貸款工作又被提上議事日程了。近日，央行和銀監會要求銀行對助學貸款不得設置規模資金限制，而教育部、財政部、央行、銀監會四家聯合則推出全國助學貸款招投標活動，除了提供財政補貼的優惠政策以外，為了降低助學貸款違約率，有關部門還準備逐步實施一些重罰機制，建立學校、社會、公安環環相扣的大學生誠信體系，銀行也將拒絕為“黑名單”上的學生辦理住房按揭。
但與社會關注貧困學生的態度相反，目前拒絕還貸的現象成了一個讓人頭痛的社會問題。據報道，目前助學貸款違約率居高不下，大多數學校的違約率都高達20%以上。這其中折射出來的社會、法律和倫理問題令人深思。
青年學生一向被社會稱為“棟梁之才”，但如果我們國家的大廈是由這樣一些在心靈上千瘡百孔的“棟梁”來支撐的話，那么未來將是毫無希望的。魯迅曾經吶喊過“救救孩子”，是因為孩子的心靈還未受污染。但現實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他們早早地融入了成人社會，其所作所為，令人始料不及。但問題是，是什么使他們置國家法令、市場規章和做人的基本準則于不顧，并且顯得那么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從所謂“助學貸款”的源頭上考察，我們發現，這其實是一個和“擴招”、“教育產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教育高收費聯系在一起的配套措施。1998年高校擴招后，大學收費高企。為使部分貧困子弟也能上大學，國家設立了“助學貸款”�！爸鷮W貸款”制度本來出自于好意，高校收費也并非中國的獨創，但面對學生不還貸現象如此普遍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反省一下，高校目前的高收費制度是否符合中國的國情？一個僅處于“整體小康”的社會是不是能夠承受“大學收費”之重？
每年數千元的學費、住宿費以及其他不菲的生活費，對低收入家庭來說，相當于他們全家人的開支。教育收費狠狠地敲詐了學生，反過來又以“助學貸款”的形式把那些上不起學的學生推給社會、政府去負擔，這又體現了哪門子的道德？學校對學生的不道德、與學生對銀行的不道德、銀行對其他貸款學生的不道德行為是一脈相承、因果相連的。對于那些拒還貸款的學生來說，他們是對不起這個社會，但這個社會又何嘗公平對待了他們呢？
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并不是憑空建立的，也不是憑空崩塌的。當一個部門、一個人只為本位考慮而不遺余力地去榨取他人時，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狼對狼的關系”。由此形成的惡性互動當然會導致道德陣地一個接一個地失守、連環崩潰。
當然，即使是教育政策的失誤開啟了道德缺失之門，一個人也不可以“在作弊中成長”。對自身的道德要求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通過自身道德的敗壞來反抗不合理的制度實在是不能達到目的，甚至會成為道德連環崩潰的一種助力。所以，對于體制環境的反思并不能代替對那些“欠債不還”并毫不慚愧甚或因此而沾沾自喜的人的譴責。
道德是如何獲得一種約束人的力量？西方世界的倫理規則的前提是“人性本惡”、人之“原罪”，因此并不相信普通人的德行足夠維持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更多依靠的是制度上的制約；同時宗教信仰的力量也對人有所震懾——人因為怕在無所不在的上帝面前犯罪而自覺或不得不去遵守道德和契約。相比較而言，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礎之上的中國古代哲學則宣揚“內圣外王”。試圖通過對自身的嚴格修煉，以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坐懷不亂”、“慎獨”都強調人可以通過自身嚴格的道德操練而約束住惡念惡行，甚至達到“圣人”的境界。
我們目前的問題是，在以往歷史中維系道德的“三大法寶”都出了問題：道德準則既無制度、信仰上的支撐，更不能指望在社會環境惡化時大多數人能夠獨善其身。換句話說，在經濟轉型的同時，社會道德也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過程，其實一切都因為這是一個正在變革的年代。在這樣的年代里，與其譴責學生的不道德，不如反思教育制度對學生是否道德。
本期專欄作者
黨國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唐昊：華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師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講師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