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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
8月25日，山東省工商局向從事“消費儲值”等類似業務的經營者提出鄭重告誡。此時，從事“消費儲值?業務的山東眾旺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因與代理商、消費者發生糾紛，在“受騙者”的沖擊下，已處于停業狀態。
其實，今天再提發生在濟南的“消費儲值”現象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本報7月初，曾連續刊發三篇“山東眾旺消費儲值現象系列報道”，率先對“消費儲值”的經營模式提出質疑，指出其是“天上掉下的大餡餅”，認為其用“單向權利構筑消費陷阱”，存在“危險的連鎖效應”。文章見報后，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山東省消費者協會還曾聯合中國消費者協會專門發出“消費警示”，指出消費者應謹慎參與這種“消費儲值”行為。
讓人納悶的是：作為直接主管部門，山東省工商局的告誡為什么姍姍來遲？
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假如“受騙者”忍氣吞聲不“沖擊”，假如“上當者”自認倒霉不“鬧事”，那么，還有多少消費者將繼續上當、受騙？假如事態擴大，造成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怎么辦？到那個時候，是不是有關部門來一句輕飄飄的“道歉”就可以一笑了之，是不是有關負責人來一個形式化的“引咎辭職”就可以完事大吉了？
這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現在流行的官員問責制。前不久，以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密云縣縣長張文、吉林市市長剛占標等人的相繼“掛冠”為發端，引咎辭職在中國政壇刮起旋風，預示著官員問責制行將具化為我國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常態。溫家寶總理特此指出，對三起特大安全事故責任人作出嚴肅處理，表明黨中央、國務院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和從嚴治政、依法行政的決心。而老百姓們則更愿意把其看成是社會法治進步、政府吏治昌明的表現。
可是，當問責制固化成為一種事后行為，當問責制只問“大事”不問“小事”，其監督和約束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在筆者看來，問責不僅僅問的是責任，更要問的是公心。古話說，“在其位，謀其事”，官員對待自己的“事”，無論大小，都應當戰戰兢兢，未雨綢繆，而不是在事后來一個“道歉”或者“辭職”。況且，某些官員在“事發”之后的“道歉”或“辭職”不過是他們迫于各方壓力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種姿態而已。因此，在問責的制度安排上，除了注重考察其行政作為，更應注重對其官德的考量，即官員是否具備與其官職相稱的道德操守。事實上，那些引咎辭職的官員之所以漠視人權、失職瀆職，根本原因就出在他們缺乏為官最起碼的職業道德。
既問責人命關天的大事，亦查究有失公信的“小節”，這樣，官德缺失、官聲狼藉者再也無法安享其位；這樣，一個吏治清明、蓬勃向上的社會才讓人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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