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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缺位正是所謂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期的國情，這甚至一度是高不可及的政治和主義的問題。然而，郎咸平卻成功地將其轉換為可適用一般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公司治理問題
當回憶“比較經濟學派”創立的過程時，吳敬璉先生特別提到，在改革開放之初接近東歐的時候受到了特別的“震動”——多年的封閉讓中國學者和現代經濟學隔絕太久，他
們腦中都是蘇聯的一套理論。而據他參與中國改革的歷程來看，“每一次重大的推進，都是與我們對現代經濟科學的認識深化有關的”。
實際上，中國改革每一個細微的進步，皆端賴于此——在開放的環境下，運用現代經濟學、管理學的普適原則，來解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企業治理問題。在這里，只有特殊的國情和條件，但沒有例外的“國情論”；尤其是當上述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站在全面融入世界的門檻邊，當中國經濟改革面臨重大調整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不同的聲音，更需要全面檢討我們的制度環境和改革路徑，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并形成以現代經濟學和管理學普適原則為基礎的現代商業文明和商業規則。
“郎咸平事件”正是這一進程中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現象。
郎咸平挑戰格林柯爾、海爾和TCL等知名企業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事件”，不在于其觀點的對錯，而在于其在復雜而微妙的時機，以個人學術獨立的勇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檢討的機會，一次提升的機會。
把產權改革納入公司治理的管理學范疇，這并不是郎咸平的創舉，卻是他把涉及產權改革的中國改革道路從“主義”到“問題化”一次最成功的嘗試。郎咸平并沒有涉及要不要產權改革的政治或道德爭拗，而是著眼于包括TCL、海爾等大批知名企業和企業家所熱衷的產權改革是否有效率，大有瓦解人們對1990年代以來產權改革的信仰之勢。
郎咸平批評產權改革的另一件致命武器是其對公正的侵害。“如果國企老總變成了股東，就好比家里很臟，請了個保姆來打掃，結果保姆反過來成了主人一樣的荒謬”。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此前就知名的學者，“郎監管”把矛頭對準中國的明星企業及明星企業家，并以學術獨立的名義，全面否定他們改制上市的路徑，是這次論戰風暴成為一個“事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然而，與2002年初，中國證券市場群起而攻之的“推倒重來”論所不同的是，盡管郎咸平的持論無人喝彩，在學術界孤軍奮戰，但是其喚起“沉默的大多數”的可能、其所占據的道德制高點也是其贏得普羅大眾和媒體支持的關鍵。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產權改革的核心顯然不是“所有者缺位”，即使是，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也大可收畢其功于一役之效；問題的核心是一個真正的公司治理問題——經理人激勵。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可能因為社會和經濟轉型的特殊國情而例外；換言之，即使我們以產權改革代替了公司治理的提升，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并遲早會回歸問題的實質。所有者缺位正是所謂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期的國情，這甚至一度是高不可及的政治和主義的問題。然而，郎咸平卻成功地將其轉換為可適用一般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公司治理問題。
即使產權改革可以收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之效，但也必須解決公平問題，而公平則更是一個經濟學上最一般的市場價格問題——經理人和公司的雙重定價。上從國資委薪酬體制改革，下到郎咸平提出的種種方案，正是提供了這樣一個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場規則的開始或者機會。
作為沉默的大多數，那些同樣負有經濟學良心的經濟學者和市場觀察家，在此次事件中還抱有另一種中國例外的“國情論”——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發展階段，以及當下特殊的環境，并不是檢討上述問題，尤其是以知名企業和明星企業家為批評對象的合適時機。
當中國經濟即將全面開放并融入世界，中國企業的跨國化、跨國公司的中國化生存成為緊迫課題的時候，國內政策環境多變和金融改革滯后，加上各個行業受到跨國公司，甚至是他國政府逼壓，中國企業通常面臨比競爭對手更惡劣的生存和經營環境。相應的，培育和扶持民營經濟、經濟和金融改革似乎是更為緊迫的挑戰。而始于2004年夏的一輪宏觀調控，則是中國企業、學者和觀察家當前最憂心的課題之一。
然而，就像中國近20年的歷史中每一次重大挑戰，甚至取得的任何一個微小的進步一樣，盡管郎咸平此次批評的產權改革可能不是最宏大、最艱難的挑戰，但是，我們怎么可能拋開普適的經濟學和管理學原則去解決中國的特殊問題呢？
即使在艱難時世，對于需要面對全球化生存的中國企業來說，不管是生存還是永續經營，都必須建立在現代商業文明和商業規則的基礎上，必須注重提升包括產權在內的公司治理水平；作為明星企業家，他們必須擁有足夠的定力和勇氣，為股東和社會創造最大價值，而不僅僅為了一己之私。
這也是《Observer全球財經觀察》將一貫秉持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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