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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竊”與抓賊:在“郎顧斗法”的背后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28日 10:39 中國經營報

  作者:張承耀

  仔細一想,聲明“抓賊”者與被指定為“盜竊”者要打官司討公道,雖然他們的膽量值得敬佩,但實際上卻是一件非;氖虑。因為被盜倉庫的財產主人并沒有出來說話。假如主人盤查之后說并沒有發現被盜了,揭發者又如何應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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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這場大戲的主角都是時代的英雄的話,那么,不要忘記歷史的規律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郎、顧們不過是把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爭論的話題戲劇化、尖銳化罷了。他們僅僅是前臺表演的演員,成就這部大戲的真正的主角還呆在幕后。

  深更半夜,一位行人看見幾個人從倉庫的墻頭翻身而出,背上大口袋奪路而逃。行人拼力追趕,與那些他認定的“盜賊”們理論。后來雙方準備對簿公堂……

  近來,一場“儒戰群雄”的好戲正在中國上演。“儒家”郎咸平成了“孤膽英雄”;“群雄”則是海爾的張瑞敏、格林柯爾的顧雛軍、TCL的李東生以及德隆甚至于北大方正清華紫光、三九集團等頂尖企業和企業家們。郎教授揭露這些明星有“偷竊”國有資產的嫌疑,企業家們奮力反駁,其中尤以顧雛軍最為堅決。社會評論五花八門,雙方支持者勢均力敵、旗鼓相當。還有人為郎教授打抱不平,責怪其他經濟學家龜縮一旁,太不夠意思。

  仔細一想,聲明“抓賊”者與被指定為“盜竊”者要打官司討公道,雖然他們的膽量值得敬佩,但實際上卻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因為被盜倉庫的財產主人并沒有出來說話。假如主人盤查之后說并沒有發現被盜了,揭發者又如何應對呢?

  如果說這場大戲的主角都是時代的英雄的話,那么,不要忘記歷史的規律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郎、顧們不過是把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爭論的話題戲劇化、尖銳化罷了。他們僅僅是前臺表演的演員,成就這部大戲的真正的主角還呆在幕后。

  這部大戲的滑稽之處在于倉庫的主人保持沉默,很可能一直沉默下去。顯然,國有資產是否流失了必須由國有資產的主人回答。普通住家居民的新雙缸洗衣機幾百塊錢買來的,用幾年舊了之后賣給收破爛的只得到幾十元或十幾元算不算“家有資產流失”?馬路商店賣鞋的掛出“跳樓價”算不算流失?為什么很少聽到“個人資產流失”或“法人資產流失”,卻總是聽到“國有資產流失”?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國有資產是一類比較容易流失的資產,或者說國有資產處于容易流失的狀態。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的大多數堅持認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主體“缺位”是國有資產流失的總根源,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性課題。郎教授矛頭指向知名企業家,責怪企業家們的盡職道德有問題。這與當代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基本判斷有著明顯的不同。

  現在讓我們集中討論國有資產為什么會那么容易流失。在這個問題上認識的分歧已經時間很長久、思想很難統一了。

  第一,流失與交易。許多人認為,流失與交易密切相關,流失伴隨著交易,或者說在交易中容易流失。實際上,所謂的流失有兩種情況:交易流失與非交易流失即使用流失。前者引起人們關注,后者常常被忽略。實際上,使用中的流失更為大量和經常,只不過人們已經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罷了?梢哉J為,虧損就是流失!氨鳜F象”就是自然而然地流失殆盡。某些企業出現大黑洞還不算流失?資不抵債的企業誰負責了?誰跳樓了?公車是國有資產嗎?誰能保證沒有公車私用?能夠防止公車私用就能防止國有資產使用中的流失?上У氖,“只要不轉讓就沒有流失的嫌疑”的錯誤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國有資產在“不轉讓不流失”的糊涂理念下流失了許多,在“不轉讓不流失”的幌子招牌下造就了一大批的蛀蟲。

  第二,所有者缺位。既然是轉讓,就是所有者的行為。不同的人處理態度不同,不可能完全一致。確實有經營者“自買自賣”的情況,他們當然會廉價地把國有資產賣給自己,這一點非?梢岳斫庖埠苷。問題在于個人或企業的資產能隨便讓別人“自買自賣”嗎?別的國家的國有資產也可以讓經營者“自買自賣”嗎?這些資產轉到經營者手中后還能讓他們所雇傭的人再模仿表演一次“自買自賣”嗎?大概不能。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歸根結底是國有產權的明晰?上У氖牵@個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成立過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被撤消了,現在又新成立了。就是到現在為止,國有資產分級所有的體制也沒有真正確立。

  第三,價格的確定。既然我們要調整產業結構,要“有進有退”,國有資產交易就不可避免。為防止交易中的流失,國資委規定不得低于每股凈資產。這是底線,只要高過這一價格成交,就沒有流失的嫌疑了。看上去這是一個適合各種情況、解決一般問題的靈丹妙藥?上У氖牵瑔栴}沒有這樣簡單。如果是賣資產,需要評估,也有各種辦法;如果是賣股權,先資產評估,再減去負債得到凈資產,那也僅僅是開價,是否讓人還價?如果你資產評得過高開價太高,人家不買又如何成交;假如拍賣要看市場范圍,你內部處理或小范圍拍賣自然不公平不科學;說到產權的價格,應該是與資產無關而與利潤有關,此為“市盈率”的道理。綜上所述,我們的結論是,沒有合理的價格,隨著購買者范圍的不同和市場操作過程的不同,成交價也完全不同。那種規定統一尺度的做法仍然是“越俎代庖”習慣的翻版,仍然是淡化所有者主體傳統的延續,因而是不成立的。

  第四,歷史的負擔。在成交價格的確定方面,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總要考慮到單位職工這一歷史負擔問題,回避、拖延是普遍的現象,最好的結果是把這個負擔完全轉嫁到新所有者方面。這看上去很像是商店里的令人惱恨的“搭售”。實際上,這種改革成本并不應該由新所有者獨自承擔。既然原來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保險等已經轉化為國有資產了,那就應該由全部國有資產來承擔而不應該由哪個企業的資產承擔。所謂“買斷工齡”也沒有統一的價格。大慶油田的標準是每人每年補4000多元,平均每人可得10多萬元,后來又出現了鬧事。這本來就是兩碗水難以端平的事情。沒有條件的地方,發給1萬元也就打發走了。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在于一次性的價格,而在于后續市場化的平穩過渡。長期以來,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放到首位的觀念,忽視了改革成本的負擔,忽視了以人為本,忽視了國有資產向人力資源的反哺。不迅速果斷地用存量資產解決這個問題,國有企業老職工就總擺脫不了“人質”的命運,就總會作為“定時炸彈”而威脅整個改革的進程。

  第五,經營者問題。在國家與大家(職工)中間有企業家(經營者)問題。不管是什么所有者,只要是兩權分離,就會有信息不對稱,就會出現“內部人控制”。對經營者的激勵也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也不存在著簡單的“高出平均工資多少倍”統一的價格。張瑞敏該得多少誰研究了?在中國,問題就表現得更加極端,就好像在“走鋼絲”:要么是所有者(政府)的超強控制,要么是放任自流,經營者“自買自賣”;要么從表面上要求經營者“個個是雷鋒”,要么是經營者暗地里拿多了落得個身敗名裂、前功盡棄。這個平衡點根本沒有找到過。實際上,外國企業也有類似的矛盾,解決的途徑之一是通過董事會的提名、審計、薪酬等專門委員會。在我們改革的過程中,不適當地移植了機關干部管理模式,片面地突出了“一把手”和一個“領導班子”,其結果往往是對“一把手”上邊管不著、下邊管不了。新的國資委搞過“全球招聘副總裁”等創新,但忽視了董事會的作用,現在開始提出加強董事會建設問題,算是找到門了,確實是一大進步。

  第六,經營者收購。既然兩權分離后難以激勵和監督經營者,那就不如干脆由經營者持股,讓他們自己激勵自己、自己監督自己。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現代企業制度的“哲學否定”。在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已有通過各種股權設置經營者的探索,其特征是將國家股的收益權暫時轉給經營者,一方面沒有“流失”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調動了經營者們的積極性。國外上市公司經營者“空手套白狼”似的“經理人收購”(MBO)是因懼怕公司被惡意收購,由金融機構與經營者聯手的賭博。在中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激勵非常隱蔽,不僅“零董事現象”已經司空見慣,而且直接收購本公司的股權麻煩太多,因而發明出了一種叫做“間接MBO”或 “曲線MBO”的方法,即經營者(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職工)組成團體,收購集團公司也就是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股權。在這之中有許多辦法可以降低收購成本,比如扣除債務、職工補償金等等。其結果,經營者用最小的代價達到了收購的目的。當然,那個“殼”的詳細情況不需要披露,人們看不見面具后面人的真面孔。這是國有資產轉移大潮中最精彩的一幕,完全可以申請諾貝爾獎金,名字就叫“收購他媽的股權”。

  第七,官員的作用。在諸多主角中,官員的功能不可小視。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國家與政府既是改革的發動者、領導者,同時也是改革的對象。他們應該代表著國家的利益,但是晚上回家也不一定不考慮在某項決策中個人的好處。官員與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關系密切,經營者由官員任命,經營者的許多決策要經過官員的批準,經營者的出路也可能是當官。因此,官員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在許多情況下起著主導的作用。

  第八,矛盾的焦點。本來,一般民眾并沒有那么關心國家大事,腐敗也好,流失也好,與自己關系不那么直接,沒有必要出那個頭。中國人的忍耐堪稱世界第一。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國有資產要轉換,不管轉到什么人手里,總比原來無人問津強,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不過,總應該有個明確的說法,把該出售的國有資產按應有的價格出售,不要讓“全民所有”轉化到少數人手里。鄧小平同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非常英明,但是那些“近水樓臺”的人們通過黑箱操作、官商合謀,堂而皇之地瓜分了公有財產,人們并不是沒有察覺,只是壓抑著不滿。郎教授大吼一聲,激起千層浪。

  其實,郎、顧都是英雄。既然企業家能用9億資產控制100多億,為什么國有資本不能這樣放大呢?這不正說明資本不如人本嗎?不正說明企業家是市場經濟最短缺的資源或者說官員不如企業家嗎?新加坡國有淡馬錫控股公司管理著幾千家企業無一虧損,其董事會成員的一半是民營企業家,我們為什么不能名正言順地利用企業家的聰明才智來管理好國有資產呢?

  郎教授吼了,“舍得一身剮”的精神勇氣可佳,不過也許拉錯了人。另外也不要怪別人“集體失語”。我們早已吼過了,矛頭也有所不同,我們不能同意主要矛盾不在于所有者缺位而在經營者信托缺位的判斷。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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