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軍

　　在上海出版的《上海經濟報》于2001年11月20日的“新聞焦點”(頭版)發表了記者祝建華的報道，稱法國專家龐賽特發現中國的“省際貿易障礙甚于歐盟”。這個報道是根據最近一期的《遠東經濟評論》寫就的。我尚未去查過這一期的《遠東經濟評論》，但論點基本上應該是一目了然的。報道說，該期《遠東經濟評論》援引了龐賽特的研究并得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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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盡管中國的平均進口關稅已呈下降趨勢，但省際貿易商品的平均“關稅”卻在上升。就是說，1997年中國省際間的貿易壁壘比1987年還要高。比如，在1987年，消費者購買的各自省份自制產品的數量為他省產品的10倍，但到1997年卻飆漲到了21倍。這個結論意味著，在中國的省際之間，貿易的壁壘要比歐盟成員國或者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貿易壁壘更高。

　　因為沒有拿到龐賽特的原始研究論文，我無法知道其研究所使用的技術和所依賴的數據，因而不知道她是如何測算中國省際貿易商品的平均“關稅”的。但我對她在研究中提到的另外一位經濟學家類似的研究卻比較熟悉。這位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楊格教授的論文就在我的手頭，因此我可以對這個研究做一些評論，同時我在復旦大學為博士生開設的“當代中國經濟”的討論班正好本周五也要討論楊格的這篇論文，因而我有必要先粗略地介紹一下楊格的研究及其結論，然后再來談我對這個研究和結論的基本看法。

　　楊格的論文發表在美國的著名經濟學雜志《經濟學季刊》2000年11月號第4期上，題目為“刀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扭曲與增量改革”。這是一篇比較技術性的論文，作者利用統計描述和計量經濟學的技術對1952-1997年間中國各省(含直轄市)之間在產出結構(經濟結構)、價格差異以及農業的份額等方面的“趨同”趨勢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改革以來，各省之間在產出或經濟結構上的趨同趨勢有增無減。這個結論所依賴的統計分析的結果是，從1952年到1997年的每一年，每個省(共使用了28個省的數據)在當年的國民收入與這一年28個省的國民收入的平均值的“方差”的絕對值的和與“方差”的平方的和在1952-1997年間是趨于不斷下降的。另外，作者選擇三次產業占各省GDP的比重作為指標，然后拿1997年與1978年進行對比，發現第二產業(制造業)在省際之間的趨同特別顯著。

　　第二，在90年代，價格的差別在省際之間并不存在一個清晰的縮小趨勢。這個結論的理論依據是，省際間貿易壁壘的提高應該會增加地區市場之間的產品價格的差別。而得出這個結論的統計分析結果是，地區間的商品零售價格和農產品價格的差別上存在著一個高度顯著的正的時間趨勢。而對于生產資料的地區價格差別，90年代以后沒有發現存在著縮小的趨勢。在這里，作者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是，用每個時間段上每個產品價格的對數的標準差的對數值去對全部的產品和時間虛擬變量進行回歸，然后重復觀察產品的標準差以推斷價格差別的總趨勢。

　　第三，農業的發展正在與各地區的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相背離。在理論上，市場的一體化進程將會鼓勵各地區去發展比較優勢的部門，農業就應該首先是這樣的部門。根據這樣的理論，控制住其他可能的變量之后，我們應該發現一個地區的土地的平均農業產出(如每畝的糧食產量)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密度(每畝的勞動力人數)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作者的統計和計量研究發現，到1997年，這個曾經于改革初期存在著的正相關關系基本消失了。

　　我看到楊格的這篇論文是在我今年春天訪問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系期間。后來，我在匹茲堡的學生為我復印了這篇論文。拿到這篇文章后，我很快通知我在美國華盛頓周立大學的好友哈勒跟博士，建議他也看一下這篇文章。哈勒跟不久就告訴我，文章討論的問題在中國已是“老生常談”，但顯然楊格做的還是很出色。我不知道本周五我的學生將會如何來評論這篇論文。我希望并期待著我們能夠有比較深入的討論。不管我們對楊格的研究能找到什么樣的“毛病”，但顯然楊格的研究隱藏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問題值得我們考慮。我希望在這里表白的是，假使我們對楊格的結論的可靠性不表示懷疑，那么，這個結論的含義卻依然應該是可以被重新解釋的。

　　為了說明楊格的結論有被重新解釋的可能性，我們需要提到在經濟學文獻上的兩個重要的“貿易”概念：行業間貿易和行業內貿易。不過，問題是，即使在經濟學的文獻上有這樣的兩個概念，但我們習慣上還是經常把行業間貿易就等價于貿易的全部了，因為貿易最可能被理解為“互補性”，從而行業間的。所以，一談到地區間的貿易壁壘的問題，我們往往傾向于觀察和對比地區間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因為一般來說，行業間貿易的發生是以各自產業結構的差別(這種差別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為前提的。因此，由于互補性，行業間的貿易在商品的流向上往往是“單向”的。與行業間貿易不同，行業內貿易指的是在同一個部門或者行業，不同的生產者之間的交易。這些生產者之間不存在顯著的互補性，他們更是同一行業的競爭者。競爭者或者同類產品的生產者之間之所以會發生貿易，是因為他們生產的產品并不是完全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業內貿易的商品流向應該是“雙向”的。

　　應該不難想象，行業間貿易與行業內貿易的區別往往與產品的屬性有相當大的關系，因為即使在同一個行業或部門內，產品越接近最終消費者，產品就會越有細微的和大量的差別，這是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和趣味總是有差別和多樣化的，而且這樣的差別是會不斷增加的。相反，重要的中間產品(中間投入品)則有所不同，它往往比較標準化和大宗化，而且其生產往往與資源稟賦有很大的關系，所以，它常常成為行業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但對于大量的最終產品而言，隨著消費者選擇能力的提高，行業內貿易似乎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如果概念上清楚了，那么我們對楊格的結論就可能有一個不同的解釋思路。我想強調的一點是，即使楊格發現的地區經濟結構不斷趨同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地區間的“行業內”貿易仍可能在不斷增長之中。事實上，楊格在論文中所選擇使用的數據以及采用的統計分析技術都是針對省際的“行業間”貿易而展開的，這就體現出楊格所使用的度量貿易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行業間”貿易為基礎的。他的論文所忽視的正是我們上面提到的省際之間可能不斷增長著的“行業內”貿易。而如果我們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話，那么這就可能意味著楊格在對中國的省際貿易的分析中第一步就走錯了方向。

　　當然，我過去并沒有去做過經驗實證的研究工作，因此在這里無法系統地來說明怎樣才能驗證我的上述判斷，但是我清楚地記得在很多年之前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陳家海研究員曾告訴我，他領導了一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中國的省際貿易。可惜的是，省際貿易并不是我在那個時候十分關注的問題，因而并沒有追問他們研究的細節。不過，后來我注意到他們發表過一些研究的論文。于是，我今天找到了其中一篇，題為“地區工業化進程中的省際貿易格局及政策傾向”，從中真的獲得了一些可貴的經驗材料，而且我認為這些材料與我的判斷還是驚人地接近。

　　從我們上面提出的“行業內”貿易的定義來說，要考察中國省際之間在這種“雙向貿易”方面是否有顯著的增長，最簡便也最有效的方法是看看各省的“投入產出表”，因為投入-產出表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流入”和“流出”的系統數據。陳家海的研究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他利用25個省1987年的投入-產出表考察了一個省對其他省份的“貿易依存度”。從“流出”方面看，他的分析發現，25個省的合計流出額對GDP的比重高達51。4%，如果扣除向國外的出口合計數所占的比重9。9%，省際貿易的依存度仍高達41。5%。所以，在改革以來，中國的各個省份對省際貿易有著非常高的依賴程度。我想指出的是，在各地區的經濟和產業結構被認為是在不斷趨同的前提下，這種省際貿易的發展應該主要是“行業內”貿易的增長結果。

　　陳家海的研究還就上海和天津為例做了分析。他比較了上海在1981和1987年的投入-產出表后發現，1981年，上海與外省之間的貿易主要還是一種“互補性貿易”，即行業間貿易。上海從外地大規模調入農產品和采掘業產品，而同時大規模地向外地調出工業制成品，如紡織品、化學制品、機械和電子儀表等�？墒堑�1987年，上海與外地的貿易結構則發生了顯著變化。原來的農業、木材和能源雖然還是繼續依賴調入的行業，但食品調入的比重卻大大下降了，紡織品的調出和調入由原來主要是調出的行業轉變成了調出和調入基本平衡的行業了，化學、機械等調出與調入的比值也顯著下降了。這就清楚地顯示出上海與外地之間在行業內貿易上有了很大的發展。至于上海與外地的互補性貿易在改革后時期所以會出現增長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它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在80年代初以來開始了并且不斷在加快。

　　天津的案例也基本類似。天津在1982年主要以從外地調入為主的行業是農業、煤炭、建材和木材，而主要向外地調出的行業是化學、機械和電子儀表等。可是到1987年，這四個主要依賴調入的行業的調入額占全部調入額的比重從1982年的23。1%下降到了1987年的17。6%，而這三個主要向外地調出的行業在1987年雖然調出額達120。3億元，但這三個行業的調入額卻高達87。1%，說明天津在這三個過去主要是向外地調出的行業里，實際上開始不斷地與外地進行同行業的雙向的貿易了。

　　在我們能夠進行系統的分析之前，上述初步的研究發現應該對我們回答本文提出的問題還是有幫助的。在我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在美國的學生給我發來了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執教的巴里。諾頓先生去年8月寫的“工作論文”，題目叫“地區的一體化在多大程度上能統一中國的市場？”。細細讀來，發覺作者也同樣持有與我類似的觀點，他在文中的分析依賴的是1992年的中國各省的投入-產出表。不用說，他的分析揭示了改革以來中國省際貿易、特別是“行業內”貿易的增長。我希望他的研究能引起我們同樣的關注。

　　總而言之，我認為，改革以來，中國省際貿易的增長應該是非常顯著的。省際貿易的壁壘并非如法國的那位龐賽特所說在不斷上升。我們承認在中國的各地區有時還有一些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保護主義”的政策，但是，市場的發展和一體化的進程總是會使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在實施中越來越困難，成本越來越高。這本來應該是一個“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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