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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軍
最近再有機會接觸一些國有企業，有諸多過去不曾有的感觸。其中一個是關于“利潤”的。雖然這么多年來，我始終沒有放棄對中國的企業成長方式的觀察，但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這樣一個現象的存在：國有企業的“領導”對“利潤”表現出的關注遠遠勝過其他類型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為什么呢？除了一些國有企業“上市”的原因之外，至少還有
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在與國有企業領導人的接觸中才知道)，我們的上級政府對國有企業有明確的利潤要求。這的確是非常有意思的。盡管講了這么多年的“政企分開”，但我們的國有企業的領導人至今還不得不面對上級政府領導人對企業利潤所口頭表達的“指標”。
通常，在計劃經濟的年代，我們認為國有企業之所以缺乏活力，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缺乏利潤的目標。當然，國有企業沒有追求利潤，是因為他們的上級主管部門沒有特別關注利潤。20年前的企業改革的一個指導思想之一就是強加給國有企業一個利潤目標，用利潤來考核和度量企業改革和經營的績效。似乎，有了利潤，其他事情就不怎么重要了。于是，贏利還是虧損成了我們今天談論中國國有企業的最重要的數量指標，也因而成了企業的“生與死”的同意語。
大凡念了經濟學的，都自然是知道“利潤”的含義和它在“理論”上的重要性的。的確，我們可以在黑板上寫出一個“企業”實現所謂“利潤最大化”的全部條件。可是，我們也都知道，這些還都是寫在教科書上的“智力游戲”而已。因為，利潤是怎樣來的？誰需要利潤？企業為什么要把利潤最大化當成自己的目標？所有這些與活生生的企業密切相連的問題，在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都沒有說清楚。所以，利潤目標是我們經濟學“強加”給企業的，而這樣做是沒有足夠道理的。于是，在西方經濟學界便有了不同于這個教科書的利潤目標的許多“目標假說”。對這些假說的研究曾經在20世紀50-60年代非常熱鬧。根據我的理解，企業追求什么，這本身是與企業的類型、企業的規模、企業所處的外部生存環境(比如市場的結構、政府的管制程度以及金融或資本市場的性質等)以及誰是企業的老板等很多重要的問題有著不可分的關系。甚至在我看來，企業追求什么，本來就應該是一個非常個性化的問題。因此，今天讓我們的國有企業個個都要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不允許企業出現利潤的赤字，這種做法倒是符合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教義，并且我們今天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上幾乎真要做到了。可是，我們的企業也會因此失去很多重要的發展機會和發展前景。
其實，與其他目標相比，利潤是十足的所謂“短期”目標。有的企業也許在追求利潤，但并不是追求利潤的企業都一定是好的企業。有的企業具有更長遠的發展目標，這些目標可以是企業的形象、信譽，也可以是市場的占有率，或者是企業的規模增長等。對于一個真正的企業家而言，這些目標可能都比短期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更有價值，對社會更重要。我想，在商學領域，很多戰略投資家也許都能領會，一個年年都有利潤的企業并不一定具有可投資的價值，而相反，一個有明確的長遠發展目標但可能眼下持續虧損的企業是很有前途的企業。對很多企業來說，利潤這個短期目標只能讓企業的經營者忙于安頓現狀而失去對企業未來的長期發展戰略的考慮。
我曾經在一本書里談到，上市公司其實是悲哀的，不然的話，為什么在歐美的企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選擇上市呢？在我看來，企業上市的悲哀就在于它可能已經沒有了長遠的發展目標，否則，它是不愿放棄和犧牲這些長遠的目標來給自己套上一個沉重的、不可停頓的追逐短期利潤的枷鎖的。為了這個短期利潤目標，在上市公司的企業里，管理者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了看肩膀而不看未來上面了。他們時時面臨著披露財務狀況的所謂“透明性”的巨大壓力，承受著所謂“華爾街”季度紅利報表的巨大心理負擔，甚至在財務上依靠長期造假帳來應付市場的壓力。最近不斷被揭露的美國上市公司(如安然、WORLDCOM等)偽造利潤的丑聞就是很好的說明。
在這個身后被成千上萬的人緊追不放的惡劣環境里，企業的個性和創新動力消失了。我記得，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克萊因教授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在其著作《經濟動態學》里提到，過去50年，每一個有突破性的產品和概念的創新都是有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而不是行業的大人物創造的。例如，20世紀初的那些巨大的運輸工具制造商為什么沒有看到不用馬的運輸工具--汽車的未來前景？照相業的巨頭科達公司為什么沒有看到一次成像技術的需求前景？我想，這些大人物之所以失去這么重要的發展機會，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必然是它們對短期利潤的過分關注，因為它們往往是上市企業。
現在到了我們挑戰國有企業改革政策的時候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從一開始所遵循的思路就是將國有企業改成“利潤最大化者”，用利潤指標來度量和評判企業經營的表現以及企業領導人的能力。這個思路的實施后果是把企業當作“搖錢樹”開對待。投資企業可以“賺錢”，但企業的存在遠遠比“賺錢”重要得多。企業是企業家或者創業家們的事業，他們所做的決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沒有這些創業家的企業，創新和技術進步就會停頓不前，沒有企業家的企業，我們可能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商業信譽和商業文明。因此，如果從利潤目標的實現來說，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早已成功地完成了。但是，當我們的國有企業一個個變成“利潤最大化者”的時候，我們卻失去了企業成長和發展的機遇。我們的大多數企業還在孜孜不倦地追逐著眼前的利潤，還在資本市場上為了股價的波動而費神，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個社會卻可能喪失企業家精神、喪失商業社會的競爭規則和商業文明的基礎。
原載《上海證券報》“張軍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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