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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霧
今年4月，哈佛大學公布了對本校學士課程的一份全面評估。上次評估，還是在上世紀70年代，至今已經30年了。評估的目的是對課程作出適當改動，讓教育更好適應新世紀的新形勢。以哈佛的地位，他們在課程改革上的任何舉動，都會引起美國教育界乃至全社會注目。美國各大報紙都報道了這一評估。有趣的是，3個月過去了，或許是憚于哈佛的名頭，
筆者居然沒有見到那些總統要諷刺、小民也要調侃的嘴尖舌長的專欄作者及時發表評論。美國人不講，那就只能由我這個中國人來開講了———因為哈佛評估所提出的兩條最主要改進措施，恰恰與我們很多人對本國教育的抱怨背道而馳。
評估委員會經過15個月的調查并開過無數會議之后，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最主要的有兩條：第一是將國際經驗加入學習過程，期望哈佛學生在校期間持續修讀一門外語，并在國外至少學習、研究或工作一學期；第二是加強科學教育，要求在深度和廣度上達到本校人文教育的傳統水準。
評估在第一條建議里用的動詞是“期望”，而不是第二條的“要求”，因為委員會認識到，有些學生———比如說出于健康原因———確實無法去國外實習。但是，聲稱自己的專業只與英文有關，卻不是拒絕國際經驗的理由。評估宣稱，哈佛要培養的學生，不但是美國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特別是美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必須與世界各國開展廣泛的交流。套用我們的說法，美國當前的緊迫任務是“讓世界理解美國，讓美國理解世界”。而哈佛，自任為美國各界未來領導人的搖籃，必須走在這一雙重理解的前列。
現在有不少人認為國內的英語學習過頭了。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他們提出的理由，卻往往是英語對自己的工作沒有直接助益。常見詰問是：中文系學生念了英語有什么用？哈佛把學習外語、獲取國際經驗的緣由放在理解其他文化、更好地與別的民族交流的愿望上，不能不說著眼點還是比我們有些人要高一些。
但理解其他文化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長期過程，切忌低估難度而高豎標桿。委員會要求哈佛學生不但要看到別人生活的世界，而且要學會從別人的眼里看美國。這后一要求就是陳義過高，只怕是兌現不了的空話。
一個缺乏社會經驗的年輕人，在國外住了幾個月，就能理解外國人的心理？就說中國吧，表面看來，現在少男少女的打扮與美國唐人街的華人孩子區別不大，深層心理卻大為不同。很多年輕人聲稱不關心政治，但是改革開放之前長期“政治掛帥”的影響，仍然存在于他們的概念系統之中。這一內在概念系統只能通過語言的無意識應用來考察。潛意識里，中國人仍然認為政治是“高級”的，可以用其他“低級”事物作比喻來簡化說明，卻不能簡化了當作比喻去說明其他事物。當美國人開玩笑說常用語“Just like politics”(就跟政治一樣)時，中國人卻可能覺得他太嚴肅，怎么動輒談政治？這樣隱蔽的比喻區別，即使聰明如哈佛學生，也不是容易理解的。
學生出國一兩個學期，也就看看罷了，所謂“Get a taste of theworld”(嘗一點世界的滋味)。國內報紙曾經在爭論縣處級干部出國培訓能學到什么。其實，何必強調一個“學”字？就是讓他們出國看看嘛。親眼看過了，就可以擺事實講道理了。具體的討論，總好過空洞叫口號。
哈佛評估報告的第二條主要建議也與國內常見輿論不同。國內這兩年聽到很多的說法，是要對學生加強“人文教育”，特別是中文教育。但哈佛要加強的是科學教育。具體檢討課程時，委員會還要求每個學生必須修一門“量化推理”課———按我國大學的說法，就是應用數學或數據分析。這一要求再加上第二條主要建議，實際上評估委員會就是要求全面強化數學和科學教育。
筆者并不主張對哈佛亦步亦趨。彼此教學環境不同，哈佛歷來重人文，而我們這里科技教得多一些，不能照搬照套。但是，哈佛在評估后的反思，至少也讓我們要問一問：我國現在那些未讀高中數理化的文科教師，能對學生進行什么樣的人文教育？
比如說，“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讀他的文章算不算接受人文教育？李敖曾說韓愈邏輯不通，筆者來舉個具體例子。韓愈在他的名篇《原道》里，如此攻擊本國道教和當時流行的“西方文化”佛教(括弧內是筆者的注)：“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人講的士農工商再加后來的佛道)。古之教者處其一(士，對韓愈而言即是儒)，今之教者處其三(儒和佛道)。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把人按“士農工商佛道”分了六類之后，韓老先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每一類的人數是大致相等的，因此一家種田倒有六家要吃飯，把人吃窮了。他就想不到“農”的人數應該遠遠超過其他五類。即使佛和道真的使民“窮且盜”，韓愈的論據也不成立。
《原道》是韓愈第一衛道大文，老先生后來享有配祀孔廟的殊榮，此文功莫大焉。明代散文大家歸有光稱贊《原道》：“至其為文，神鬼萬狀，出有入無，震蕩天地，則自孔孟后大文章矣。”清末桐城派更是以韓愈為作文圭臬，桐城名人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和高步瀛編的《唐宋文舉要》，都將《原道》列為韓愈文章第一。韓愈的“雄辯”，中國文人贊賞了一千年。但是，在今日的科技社會，如果不配以足夠的數學和科學教育來平衡，讀這種邏輯混亂的文章，學出來有什么用？
哈佛的評估引用了哈佛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Summers)在畢業典禮上的講話：“由于科學在各個領域所持有的發展前景，科學和科學思維方式所會影響的人類活動范圍，將遠比以前寬廣。”筆者也認為我們需要對學生進行更好的人文教育，但這種教育不應該以自外于科學、甚至與科學對立或企圖矯正科學的面目出現。理解人文與科學的交叉影響，本身就是現代人文教育的必要成分。例如，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句話叫作“我思故我在”，但笛卡爾的原意到底是什么？笛卡爾是解析幾何的創建者，在《形而上學的沉思》一書中，笛卡爾明確說他遵循的是幾何證明的方法。討論“我思故我在”，他用的是類似幾何里的反證法。如果沒有幾何訓練，幾乎不可能嚴肅地討論笛卡爾這句名言。
哈佛的評估報告，確實抓住了有關高等教育的一些廣有爭議的問題，只是知易行難，能否糾正尚要看今后長期實踐。而且，一份有校方、教授和學生參與制定的報告，難免因照顧不同利益集團而寫入效果互相抵消的措施。報告里對課程的設置和考核，其實是有所放松的。這從本文所談的兩條建議里也可以看出來。雖然要求持續學外語，報告卻閉口不提讀寫聽說必須達到的標準。數學和科學倒是有具體要求：哈佛畢業生應該能夠讀懂《科學》和《自然》上的論文。但這兩本雜志登的并不是科普文章，隔行的教授都未必讀得懂，何況僅是大學生？這又是陳義過高而無從兌現的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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