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主席安妮.克魯格訪談

　　□本報記者　柳劍能

　　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是一種復興的經濟模式，也是一種新興的政治模式。這一理念已被國際社會提出并廣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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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經典的總結來自英國著名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的喬舒亞.庫珀.拉莫。他在今年5月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全面理性地思考與分析了中國20余年來的經濟改革成就，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榜樣”。

　　“北京共識”之所以變成國際焦點，是因為它很可能取代盛行于19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這個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經濟發展道路的主張，在近10年里破壞了十幾個國家的經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和2002年的阿根廷危機便是最好的注腳。

　　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華盛頓共識”的身體力行者，其貸款是有政策條件的———借款國必須采取能夠糾正其國際收支問題的政策———這使國際社會對其坐視危機發展的表現和霸道的干預風格有些不滿。

　　8月21日，第一副主席Anne　Kruger(安妮.克魯格，以下稱“克魯格”)應邀在哈佛亞洲商業會議發表演講，本報記者圍繞“北京共識”的焦點話題對她進行了獨家專訪。

　　“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并不對立

　　記者：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廣泛展開，人民幣的國際作用越來越凸現，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也是國際金融界討論的熱點之一。國際上曾經流行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有所低估，主張人民幣應該升值，甚至不斷向中國施加壓力，IMF怎么評價人民幣的匯率？

　　克魯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宗旨之一是促進國際金融的穩定。但促進國際金融的穩定，并不專門指匯率的穩定。關于人民幣，我的建議是，逐漸讓匯率有更大的自由浮動的范圍，這對中國經濟是有好處的。當初在亞洲金融風暴時，IMF也對東南亞一些國家提出類似建議。

　　記者：但是對IMF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和阿根廷危機中的表現，經濟學界的批評之聲卻不絕于耳，發展中國家或許很難適用資本自由化的模式，那往往給它們帶來可怕的災難。請問IMF對此問題有沒有過反思？你自己對此有什么看法？

　　克魯格：“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不是對立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這是一個對不同經濟環境的學習和認識過程。由于資源的限制，發展中國家無法像發達國家一樣，有效運用資本和市場化手段調節經濟中的不同問題。以中國來說，它在最初發展時期遇到的很多問題和西方國家遇到的問題是不同的，所以中國應該認清自己獨特的地位，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不一樣的。中國發生的事情對于其他國家都有借鑒意義，中國變得越來越開放，中國對資本市場和金融往來的依賴越來越強，應該根據自己的情況來適應這種變化。

　　贊同中國-東盟加強自由貿易

　　記者：你對自由貿易區的研究很深入。在自由貿易區里，成員國以區域內生產的產品為代價而達成彼此間更多的交易，叫做貿易創造(trade-creation)，但這也造成了來自非成員國的產品和服務丟掉了它們的市場份額，這些市場份額被成員國有時不是很有效的產品和服務所代替，這叫貿易轉移(trade-diversion)。你在1999年發表論文，闡述在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內部找到了貿易創造的證據，但同時也發現了從歐洲進口的大幅度下降。2001年，中國與東盟達成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你對此怎么看？

　　克魯格：中國與東盟之間有很多貿易往來，貿易關系逐漸加深，這種趨勢是很好的。

　　記者：這個合作將來會是更多的貿易創造還是貿易轉移？

　　克魯格：中國與東盟之間更多的是貿易創造而不是貿易轉移。據我所知，中國與東盟之間目前并不存在最惠國貿易關系，如果沒有特殊的貿易合作來對其他國家進行區別對待，不太可能有貿易轉移。

　　記者：去年以來，在中國南方出現“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趨勢，以廣東為首的9個省份，加上香港和澳門，簡稱“9＋2”，正在謀求一個更緊密的內部區域經濟合作，由于靠近東南亞的地緣關系，也將謀求更多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關系，你對此有什么建議？

　　克魯格：東盟的關稅比較低，只有在關稅很高、并且有特殊待遇的情況下，才存在貿易轉移；香港沒什么關稅，所以也不存在貿易轉移。經由香港謀求與東盟的合作是一個很好的思路。我對這個正在開展的合作的具體細節還沒深入研究，但通常來說，隨著關稅的降低，只要持續開展貿易多樣化，這種多樣化、多角度的貿易合作對促進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幫助的。

　　(新華社記者季明、復旦大學的沈國麟、楊鴻艷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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