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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
據8月22日《新京報》報道，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天津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日前做出規定，要求用人單位不得擅自或任意安排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每日加班時間不得超過3小時。
嚴禁“超時加班”無疑是在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可嚴禁“超時加班”是否真得人心，令人生疑。因為一項政令出臺，除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外，主要是維護與政令相關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弱者的利益。企業和職工作為與加班有直接利益聯系的雙方，按說在一般情況下，企業和職工總有一方會從嚴禁“超時加班”措施的實施中獲得益處。但是，已對“超時加班”實行嚴管的深圳，有關勞動部門在查處超時加班的企業時，卻兩頭不討好。企業管理者認為：“如果嚴格按《勞動法》辦事，企業賺不到錢。”而受到勞動執法保護的許多勞動者也說，只要老板給工錢，他們寧愿加班，因為“出來打工就是為了掙錢”。(7月19日《中國青年報》)
企業反對嚴禁“超時加班”可以理解，因為這項措施會減少企業利潤。關鍵是，為什么工人也不贊成該措施出臺？一位打工者給了個答案，他說：他的月工資底薪只有600元(深圳市政府規定工人最低工資為59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600元靠的就是加班。因此，“只要給錢，我們愿意加班”。其實，現在外來打工者工資過低已是一個普遍問題，8月20日《羊城晚報》就曾報道，“民工工資10年原地踏步”。所以，工資過低是嚴禁“超時加班”實施的最大障礙。
盡管低工資現象與我國大量存在剩余勞動力有關，但政府在解決低工資問題上的偏差，以及各地法定最低工資額度偏低，也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因素。據統計，近10年來，我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了5倍。而以天津為例，天津市1994年開始實行最低工資標準為210元，9年間經過8次調整到現在的每月530元，僅增加1.5倍。最低工資往往是外來打工者工資的參考，由此可見他們工資水平之低。此中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擔心，若把最低工資數額定高一點，會造成資本抽逃，不利于當地經濟增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低工資政策是政府與企業達成的一種妥協，而勞工利益則成為被犧牲的一方。
現在的問題是，盡管加班不符合工人的利益，但為了收入多一點，許多人寧可忍受哪怕是非人道的加班，而反對嚴禁“超時加班”。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就要解決低工資問題，解決的方案也許可以從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入手，或者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水平與國內平均工資水平同步增長的政策，以解決一些工人主觀上愿意加班的問題。只有在此前提下，嚴禁“超時加班”方能貫徹實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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