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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凱湘
正文中關村中學的做法肯定是違法的，但到底違反了哪一項法律？侵犯了中學生楊易哪一項權利？楊易和他的家長可以尋求什么樣的法律救濟手段？值得探討。
首先我們從行政法的角度看一看，我們國家有《教育法》，還有《義務教育法》和
《高等教育法》，這些都是有關教育方面的行政立法。高中不屬于義務教育，也非高等教育，故此事例應適用的是《教育法》。《教育法》第36條明確規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教育部對2001年普通高校招生規定的報名條件也只有三項，即遵守憲法和法律、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身體健康，而沒有附加任何其他限制條件特別是成績方面的限制條件。中關村中學以楊易成績差、考大學沒有把握為由勸其分流，取消其參加高考的資格，完全違反了上述立法規定和行政命令的規定，對受教育者實施歧視待遇，是明顯的違法行為。但問題是，楊易及其家長能否以中關村中學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中學不是行政機關，但其是否屬于法律、法規授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組織？這一點有爭議。現在大學做行政訴訟的被告的先例已經有了，法院依據的主要是《高等教育法》和《學位條例》，中學并不授予學位，做行政訴訟的被告理由似乎不充足，但我認為中學也有依據法律和法規代行行政職能的功能，它對學生作出的涉及學生受教育的權利的決定應當認定是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這與它對學生違反校紀校規作出的一般性處罰決定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中關村中學堅持其錯誤的和違法的決定，不讓楊易參加高考，楊易及其家長可以向海淀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決其撤銷上述決定。如果不給學生及其家長以行政訴訟的救濟途徑，那么可以肯定，越來越多的中學將會效法中關村中學和已經作出類似決定的其他中學，中學生的受教育權利將會受到嚴重的挑戰。
我們再從民法的角度作一分析。楊易及其家長能不能以受教育權利受到侵犯提起民事訴訟呢？受教育權利是公民享有的憲法上的權利，屬于公法上的權利，而不屬于民法即私法上的權利，民事權利的類型中，無論是人身權利還是財產權利，都不包括受教育的權利，所以，楊易及其家長若直接以受教育權利受到侵犯為由提起民事訴訟，法院是很難受理的。但是，由于中關村中學的上述做法不僅剝奪了楊易今年參加高考的權利，而且給楊易及其家長帶來了極大的精神壓力和情感痛苦，給楊易的名譽造成了相當的損害，而名譽權屬于公民的私權，即民事權利，所以楊易及其家長可以名譽權受到侵害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被告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并賠償相應的經濟損失。有人提出，中關村中學是否應承擔合同法上的責任？楊易及其家長與中關村中學之間是否是一種合同關系？特別是楊易是花了將近6萬元贊助費才進入中關村中學的，他們之間是否建立了合同上的權利義務關系？我認為沒有，合同關系是一種具有給付內容的債權債務關系，有償培訓可以視為一種合同關系，但全日制學校的學生與學校之間不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不應適用合同法。事實上，如果認為應當適用合同法，則將中學的違規收費合法化了。本事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中關村中學收了楊易近6萬元贊助費，即使它沒有收這筆費用，它也沒有權利限制楊易參加高考的權利。
當然，如果要探尋本事例的深層次原因，則要追溯到我國現行的應試教育制度，但應試教育制度在中國恐怕還要存在很長的時間，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如果真要把帳算在應試教育制度上，則會為很多類似的違法現象找到合適的借口，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從中學(恐怕也包括小學)的工作做起，讓中學的管理者和教師認識到他們的重大職責決不僅僅是升學率，同時也要培養學生和家長的權利意識，通過這種權利意識的強化和實際運用而幫助我們的中學管理者們和教師們更好地履行他們的社會責任。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凱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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