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書堂　趙農　寧詠

　　當人們對中國改革的市場取向普遍認同的時候，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問題卻已經擺在了經濟學者的面前。由于觀念、習慣、以及知識積淀的不同，中國經濟學界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因此，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實現認識上的統一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認為，這種統一的基礎與契機，是對經濟學的科學性的普遍理解與認同。這樣，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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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何作為科學就自然地成為本文展開分析的關鍵環節。

　　一、經濟學的科學性與致用性

　　經濟學一般被認為是一門關于資源配置及其效率的致用之學。作為科學的經濟學理論至少應具備這樣三種性質——可檢驗性、邏輯一致性與可積累性。

　　根據科學哲學的原理，科學有別于巫術之處就在于它能夠滿足可檢驗性。科學的可檢驗性，不僅要求用經驗事實驗證理論的結論，而且要求針對理論的邏輯加以檢驗。顯然，一種能夠滿足可檢驗性的理論必須首先具備相應的前提與假設。從某種意義上說，缺乏假設條件的理論無論在經驗上抑或在邏輯上均無法得到檢驗；因為對此人們不可能做出“相符”與“不符”、“對”與“錯”的明確判斷。從科學的意義上講，并不存在無所不包、無所不適的絕對真理。任何科學的理論，其結論只有在相應的前提假定下才能成立，而且隨著假設條件的變動，相同變量之間的關系就會發生改變.其結論自然也就有所不同。科學理論正是隨著前提假設的變動以及分析工具的改進而不斷演進和發展的。如果某種理論自稱對于事物已窮盡了認識，則只能證明這種理論并非是真正的科學。同時應當指出，科學理論的可檢驗性，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僅僅是關于理論結論的經驗證實，而且應當將它視為具有可被邏輯檢驗的屬性。假如某種理論在邏輯正確的前提下而其結論與經驗事實不相符合，僅靠這一事實本身尚不足以證明該理論的非科學性。經濟學家或許正是利用這個契機將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推向前進的。

　　邏輯一致性是科學的經濟理論的重要特征。當某種經濟理論的結論與經驗觀察不相符合時，人們自然要對以下兩個問題作出判斷：(1)假設條件是否遠離現實；(2)理論邏輯的一致性是否遭到破壞。如果問題僅僅出在前者，則理論的科學性尚未被充分證明己喪失；只要針對假設條件作出相應的修正，結論與事實之間的矛盾便可得以化解。反之，假如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未能得到實現.該理論的科學性就應受到懷疑乃至否定。經濟理論的邏輯一致性的獲得，必須滿足下列若干條件：(1)概念的界定要清楚；(2)基本理論和原理的應用要準確；(3)文獻的引用要恰當；(4)概念的涵義要前后保持一致；(5)推理要正確；(6)表述要規范。假如其中任何一項條件不能得到保證，則理論的科學性就應受到質疑。一般說來，數學模型的應用能夠較好地滿足上述條件，因而能夠較好地證明和顯示理論邏輯的一致性。而這正是現代經濟學普遍使用數學工具的重要理由之所在。

　　經濟理論科學性的另一特性是可積累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具備可檢驗性與邏輯一致性條件下經濟理論所呈現的必然特點。可積累性具體表現為經濟理論可被引用與發展的特性。某種嚴格假定下邏輯一致的新理論一經提出，便可成為一種知識而加以應用。當我們在注釋中標明某人某作品的時候，不僅證明了前人的貢獻，而且同時說明了重復研究的無謂。更重要的是，某種理論一旦被接受而成為“公共物品”，它便注定了自身要被超越與發展的命運。這種發展并非表現為理論結論的簡單否定與貶斥，而是反映在發展了的理論所涵蓋的原有理淪的某些成份。這樣，科學理論的可積累性無疑再現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場景。

　　經濟理論的致用性可以表現為兩類社會功效——一類是直接的社會功效，另一類是間接的社會功效。直接的社會功效就是經濟理論對社會經濟現象所具有的解釋、預測與評價的功能。某種經濟事物的客現存在必然會植根于一定經濟變量間的相互作用；這種事物內部的本質關系只有通過必要的抽象才能加以把握。而正是科學的經濟理論才能為此提供某種可能。一般說來，在邏輯一致性的前提下，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取決于假定的設置與變量的確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假定越貼近于現實，理論的解釋力與預測性就越強。若從另一角度來看，假定越具體，則理論的適用性就越窄。此即所謂強假定導致弱定理。理論間接的社會功效，是它對于人們的認識水平以及科學理論自身的發展所發揮的作用。人們之所以需要經濟理論，一方面是因為它能揭示經驗觀察無法導出的經濟關系實質.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它可以為人們觀察與分析經濟現象時提供相應的認知基礎、思維角度與邏輯框架。有了經濟理論，人們將會節省思維的時間與精力，并提高思維取向的準確性與效率。因此，某種理論可以因假定條件的歷史性局限而暫時喪失直接的社會功效，但它的間接社會功效——理論價值卻不應由此而予以低估。所以，我們必須從總的社會功效視角來理解科學理論的致用性。假如單純以理論的直接社會功效為尺度，就有可能滑入狹隘的實用主義的泥潭。歷史事實表明：在實用理性的支配下，技術性知識往往易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科學性理論則易被人們冷落。從長遠的觀點考察，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技術發展的停滯(因為缺乏科學理論的支撐)。因此，歷史的教訓應當而且必須借鑒。

　　二、關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批判的邏輯

　　前文指出，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必須具有可檢驗性、邏輯一致性和可積累性的特征，這些特征也為理論的批判與發展開辟了道路。作為公理化的邏輯體系，經濟學具有假設——推理——結論的邏輯結構。它的可檢驗性，就是指人們可以根據經驗事實對其假說進行檢驗。盡管這種檢驗不能證實理論，因為人們不能根據結論的正確推導出假設和推理的正確；同時人們也不能根據事實與理論不符而去否定理論——因為理論的前提假設可能與現實不一致，但這并不足以否定理論本身的正確性。盡管如此，經濟學的可檢驗性還是在不停地推動著經濟學的發展。作為一門實證的科學，經濟學總是要對客觀現實做出解釋。如果經驗事實與理論假設不相符合，經濟學家就必須重新審視經濟理論：修改假設或者加入新的解釋變量，從而使理論與現實相符合。這種重新審視的過程往往就是經濟學發展的過程。在經濟學家重新審視經濟理論的過程中，經濟學的另一個特征——邏輯一致性也在促進著經濟學理論的修正與發展，因為當人們加入新的變量或者修改假設去解釋現實時，必須保持經濟理論的邏輯一致性。事實上，許多經驗結論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邏輯悖論，從而經濟學家就可以通過發現和解決邏輯悖論促進經濟學的發展。因此，經濟學本身所具備的特征也就同時規定了理論批判的邏輯：通過經驗事實的積累找出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促使經濟學家對現實做出合理的解釋；同時，這一過程中“制造”出的邏輯悖論又給經濟學家進行進輯批判創造了機會。如果隨著經驗事實的積累，一種經濟理論對現實的解釋性離得越來越遠，信奉它的經濟學家也就不得不對理論重新進行修正和拓展。如果這一過程中存在許多邏輯悖論，并且當這些邏輯悖論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就可能對這種理論失去信心，從而去創造另一種理論來替代它。

　　如果我們將西方經濟學在此定義為以新古典和新古典綜合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則這種經濟學也應該在上述的批判邏輯下接受批判。事實上，這種批判早巳在進行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關于資本理論的“兩個劍橋之爭”。斯拉法、羅賓遜等英國劍橋經濟學家發現了技術再轉轍這一與新古典理論相悖的反例，并且通過邏輯的推演發現了新古典的資本理論只能在單一產品的假設下才能成立，一旦擴展到多個產品模型就會出現邏輯上的矛盾。事實上.新古典資本理論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在它的初始假設中沒有考慮相對價格(反映著收入分配或利益矛盾)，而在多個產品模型中，相對價格是無法忽略的，因此這種理論必然會出現邏輯矛盾。但是，盡管出現了這樣的邏輯矛盾，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卻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其原因可能在于經驗事實和邏輯矛盾的積累還沒有達到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對它的信心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就處于一種不利的境況：一方面由于經驗事實和邏輯矛盾的積累尚不足以動搖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它必會利用主流地位向人們宣傳和灌輸其經濟理論，從而影響人們的思路和視野，最終影響到對它的批判。①從這種意義上說，對新古典經濟學保持懷疑和批判的精神，也許會對經濟學的發展更有益處。事實上，這也正是人們對于任何居于主流地位的理論所應該保持的態度。

　　近些年來，針對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影響日益擴大的狀況，一些經濟學家對西方經濟學做出了批判。這些批判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立場上的，其內容主要包括：西方經濟學只是對市場經濟運行中表層現象的概括和總結，屬于庸俗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成熟的、發達的市場經濟，與中國的國情相差甚遠，因此，不能用它來解釋和指導我們的實踐等等。

　　事實上，任何經濟理論都只能從某一側面對經濟現象進行抽象和概括，所不同的只是有些理論抽象和概括的是經濟運行中較為本質的東西，而另一些則只停留在對非本質現象的抽象概括。然而對經濟理論的批判并不能通過只指出某一理論是對經濟運行中表層現象的抽象來完成，因為任何抽象都是依據直覺和經驗完成的，這種邏輯跳躍的特性決定了既不能通過經驗事實，也不能通過邏輯推理完成對它的批判，抽象本身是不足構成理論批判的內容的。雖然西方經濟學有可能只是反映了市場經濟表層特征的“庸俗經濟學”，但是對它的批判卻不能通過只論證它的“庸俗性”來實現，而必須借助于經驗事實和邏輯推理對其假說和邏輯過程進行批判。認識到西方經濟學的“庸俗性質”，也許有助于人們發現經濟理論與經驗事實的本質之間的差距，并且揭露出經濟理論中的邏輯矛盾，但這一認識本身并不能構成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因為任何直覺、悟性和經驗都不足以作為理論批判的依據。

　　由于經濟理論是對經濟現象的概括與抽象，它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設上。經濟理論的抽象性，決定了它的前提假設往往會與具體的經驗事實不完全一致。經濟學可以通過修改假設，引入新的變量使經濟理論與事實相符或基本相符，而這也正是應用經濟學要做的工作。從這種意義上講，西方經濟學的前提假設和理論背景與中國的實際不相符合并不是一個致命的缺陷，人們完全可以通過修改假設來解釋中國的現象。這是任何理論在實際應用中都必須要做的一件工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解釋中國現實時也同樣需要這一過程。因此，指出西方經濟學的假設、背景與中國現實不符，同樣地也并不能構成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真正的理論批判還必須依賴于經驗事實和邏輯矛盾的積果。

　　以上我們指出了對西方經濟學批判中存在的誤區。這樣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而只是說要冷靜地尋找理論批判應該遵循的邏輯規則。如果忽視這一點，就很可能妨礙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演進與發展，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學在方法淪上的倒退。

　　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以及發展的途徑

　　在任何時點上任何一門科學都不可能是絕對真理，因為科學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科學發展的必然性本身就隱含在科學的規定性之中。可檢驗性——對于理論通過經驗相邏輯上的檢驗，既是科學批判的基礎、也是科學發展的起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也毫不例外地要接受這種檢驗。經驗檢驗不外乎有兩種結果：一是理論的結論(或者理論所給出的可檢驗的命題)被現存的所有事例所驗證(證明)；二是它被經驗事實所證偽。僅由經驗事實所驗證的情形，并不能在邏輯上必然導出該理論能被證實的結論。人們遲早總能夠發現與理論的結論相背離的事例，只不過上述的經驗驗證卻提示人們：被驗證的理論或許在該時點上最接近于所要尋找的“真理”，可以較為放心地應用它。然而，上述情形——即使它確實反映出這種理論是符合科學的，也與科學的發展無關。第二種情形——理論的結論被經驗事實所證偽，卻恰恰是科學發展的先聲。人們正是在這種證偽的基礎上，才能發現新的問題，并來解決這些問題。因此，科學能夠被證偽、被積累和被發展，不啻是科學之所以被稱之為科學的根本所在。

　　作為科學的馬克思經典經濟理論的部分結論與當今世界的現實存在著一定的距離，那么這也是科學的馬克思經濟學注定要經受的煉獄。對此我們應當感到坦然；一方面由于它顯示出了馬克思經典理論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則又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供了歷史的機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能夠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某些人可能會采取類似宗教式的虔誠態度對待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為科學的理論就應當是永恒的，仿佛唯此才算盡到了“忠誠”和“捍衛”這種理論的責任。對于本文的主題來說，經濟學家對某一理論所持的態度或許是無關宏旨的，但是由這種態度所形成的關于科學發展所采用的方法，則是需要討論的。當現實中發生(哪怕是一次)經驗與理論結論不一致的時候，以下兩種方法肯定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一種方法是對于事實視而不見，固執地恪守原有理論的“教條”；另一種方法則雖然承認經驗檢驗的結果，但試圖通過理論中概念外延的擴大，而將原本相左的經驗事實硬納入并未經過根本的修正與發展的理論的涵蓋之中。以上兩種方法無疑是對理論檢驗的逃避。符合科學的正確方法應該是：敢于直面檢驗的結果，大膽地提出新的假說與理論，并將其置于再次被證偽的風險之中。

　　科學的衰落在于其發展的停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若要涵蓋其他學術流派，從而在相互替代、相互競爭的各種理論中被人們信服地加以選擇和應用，無疑要經過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因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需要做的是，系統地梳理和檢驗經典理論中的結論與命題，相應提出新的假說并對它予以檢驗基礎上的科學批判，唯此才能真正不斷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種將原本在—定假設下的經典理論賦予無限解釋力的做法，不僅是對科學檢驗的一種逃避，而且在實際上是對經典理論發展機會的一種葬送；那種簡單重復經典理論辭句(而不是通過科學檢驗)對待新假說的方法，并無助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

　　四、經濟學的應用與適應中國需要的經濟學的發展

　　經濟學源于經驗事實的觀察與在此基礎上的推論，并最終應用于經濟過程之中.這一點注定了它比其他類型的“社會科學”擁有更強的社會功利性。經濟學的應用，就是要通過某種方式將經濟學的致用性體現出來。當人們用某種理論對經濟現象做出解釋，對某項政策予以評價，或者用在理論基礎上構建的計量模型做一番預測時，至少是已將它視為某種驗證了的理論加以使用的。這一事實表明：經濟學的應用與賦予經濟學家的科學活動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項經濟活動，而且這項活動主要應由眾多的經濟專家來完成。

　　至于經濟學家所從事的科學活動則主要包括下述兩項內容：一是經濟學批判；二是經濟理論的構建。經濟學批判指的是針對經濟學假說(甚至早已“公認”的理論)所進行的經驗或邏輯上的檢驗。經濟理論的構建則是指新的假說和模型的提出。顯然，經濟理論的構建與經濟學批判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的關系。人們從事經濟科學活動的主旨在于不斷豐富、完善與發展現有的經濟理論。具體來說，就是通過研究對象的拓展，假設的修正，經濟變量的調整等等，以確立起對舊理論產生互補、替代，甚至涵蓋作用的新理論。在局部性發展和積累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以范式變換和工具改進為標志的經濟學變革，從而產生出思想認識上的飛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環境的改善，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引入提供了可能與保證。現代經濟學的被直接應用，發端于微觀、宏觀、與區域經濟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并由此引致的政府與公眾對于解決這些問題的需要。這種需要的核心，就是要尋求經濟問題解決的途徑與可供選擇的政策主張。于是，一種以經驗事實為基礎，以現代經濟學原理為工具，以政策選擇為目標的應用性研究便悄然興起，并逐漸演化為現象——原因——對策這種頗為固定的“三部曲”式的研究形式，這種形式曾在一個時期內為人們所競相采用。應該承認，這種形式的研究，使中國的經濟運行、經濟波動、通貨膨脹、經濟效益等種種問題似乎可以獲得初步的解答，其政策主張也可由此類經濟現象的成因分析中簡捷地導引出來。

　　但是也應當承認，這種形式的應用性研究畢竟是對原有經濟分析中僅對事物“好”“壞”做出價值判斷的一種突破。它能夠使中國的經濟研究從形而上的批判性本質分析逐步轉向形而下的實用性分析，然而必須充分估計到，這種研究形式所存在的較為明顯的缺陷。首先，在事物的原因與對策分析中，可能會在同一分析框架內應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經濟學原理；由于理論之間假設的不同，有可能導致分析框架內部邏輯上的不一致。其次，由于中國的現實與理論假設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這種未經重構的理論的直接應用很容易導致結論上的謬誤和政策上的誤導。再次，在現象與原因之間通過某種“外生”原理的作用而建立起來的因果聯系，而在本質上卻無法滿足理論科學性的話項條件。總之，“三部曲”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種套用，因而它不大可能使人們在理論上對于中國經濟的認識獲得進一步的提升與發展。如果說它的積極意義體現在中國經濟運行的有關資料的積累方面。那么在這個基礎之上構建作為科學的適應中國需要的經濟學理論，則不啻將成為進一步深化認識與提高經濟學應用能力的內在要求。具體來說，就是要透過經驗事實，在較為嚴格的假定前提下，通過理論模型來說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聯系。由此，中國的經濟研究將要、或者開始告別對于現代經濟學概念、范疇以及具體原理和結論的簡單應用或引用，從而步入現代經濟學科學方法的嘗試與把握的新階段。這正是在中國構建與發展經濟學的希望所在。

　　我們認為，經濟學在中國的構建與發展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1.方法的科學化。前文已經闡述了科學的規定性，并初步說明了如何用科學的方法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此需要強調的是，與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有所不同，適應中國的經濟學在事實上應具有更強的假定性，而且這種假定會隨著改革的深化與經濟的發展而發生變動。因此，對這種經濟學的具體理論的構建不僅要在較強假定的條件下來完成，而且它的發展主要也須通過證偽基礎上假設的修正來進行。換言之，中國的經濟學必將在可證偽的高風險之中得以構建與發展。我們認為，應當堅定地選擇這條注定要被證偽的、充滿風險的理論構建之路，而不是將中國的經濟學裝飾為全面的、完善的、能夠解釋正反面所有經驗事實的所謂“理論”及其體系。這是因為，一種不具備可檢驗與可發展性的理論是無法稱之為科學的。所以，必須在科學的方法論指導下，逐步扭轉片面追求“大框架”、“大體系”、“大引進”等不切實際的傾向，同時克服生搬硬套、東拼西湊等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做法，應該將學術的重點放在一個個具體問題的求解上，以致使這些研究能夠構成可供積累與發展的實實在在的學術成果。

　　2.研究對象的本土化。從中國的經驗事實出發建立關于中國經濟體制、運行以及發展等方面的經濟理論，無疑是中國當代經濟學者的天職。這種經濟理論的構建應當而且必須體現出中國經濟問題的特殊性。這就要求我們從這些年來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總結出帶有規律性和普遍性的經驗和法則，同時在繁雜的經濟現象和問題中剝離出主要的成分，并逐步完成針對待定對象的經濟理論的構建。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其體制變革與經濟運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和可靠保證，因此在諸多的經濟問題之中，經濟發展無疑處于核心地位。這樣，我們便有理由認為，發展經濟學的一些問題在具體的研究領域中將勢必擁有較大的權重。誠然，在此基礎上并不排除更具一般性理論發現的可能性；而且應當肯定，理論的不斷升華正是中國經濟學者不懈努力的目標。我們知道，理論適用范圍的拓展往往取決于前提假設由具體向一般的轉變。因此，在具體理論構建的基礎上，通過前提假設的進一步梳理和整合以及變量的相應設置和調整，就極有可能創立具有基礎地位的適應中國需要的經濟學。

　　3.理論來源的多元化。任何理論都無法在沒有前人理論的“地基”上構筑起來。所謂“中國的經濟學”(而不是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只是針對它的研究對象而言的，它不可能在漠視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前提下憑空“創新”出來。因此適應中國需要的經濟學應有自己的理論淵源，而且它不應當僅僅限定在某一學派或者某一學派中的某種流派，因為學派(流派)的不同更多地決定于分析對象、角度以及工具上的差別。所以，理論來源的多元化不僅可以避免適應于中國的經濟學可能發生的局限性與片面性，而且可以更好地推動科學的經濟學批判的過程。

　　近來，在中國經濟學界關于我國的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等產權的研究以及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行為分析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些成果恰恰是在新制度學派的影響下應用博奕論等先進方法和工具并借助于具體的案例分析所取得的。這說明，只要牢牢把握中國的特殊國情，在借鑒現代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來構建與發展適用中國的經濟學是完全可行的。(然而，這一點并不意味著只有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才能構成中國經濟理論的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傳統——側重于利益對抗與矛盾沖突，倡導本質關系的揭示等等，尤其在中國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同樣有助于適應于中國的經濟學的構建)。有些學者正是將這種傳統與現代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較為成功地構筑了公有制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理論。事實表明，在科學的方法論指導下，適應于中國的經濟學一定能在已有的各種學派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繁榮與發展。

　　然而必須指出，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應當在遵循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從長遠著眼于這項宏偉的事業。為此，我們認為應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第一，準確地理解和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科學的分析方法以及先進的分析工具。只有練就了扎實的經濟學基本功，方可在變通中運用于中國的經濟學建設。這無疑是一條不證自明的法則。第二，進一步強化經濟學家的職能，大力倡導和加強經濟學的科學活動。我們應該努力改變業已存在的兩種職能、兩種活動嚴重混淆的局面，借以提高中國經濟學家與經濟專家的配置效率。只有當經濟學活動與經濟活動的分工進一步明晰時，中國的經濟學發展才有可能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第三，健全與優化科學活動的評價體系。這一點要求我們正確地區分經濟學研究成果與經濟學應用成果，力圖對經濟學家的科學活動做出公正、客觀的評價(例如，通過文獻被引用的狀況而不是通過文章的篇數與字數進行評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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