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

　　讓人聽不懂的消息接踵而來。先是有報道說彩電業全行業虧損，并被眾多“專家”歸因于彩電價格大戰；然后是據說有關部門規定，從2001年1月1日起商品打折必須注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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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戰真的是引發彩電業虧損的罪魁禍首嗎？價格戰充其量只是一個表面而又表面的現象，根本問題在于國有產權所設置的退出障礙。

　　彩電全行業虧損并不是因為價格戰，而是因為價格戰打不出個結果來，而價格戰之所以打不出結果，則是因為國有產權所導致的退出障礙。

　　老虎打架

　　俗話說得好，“一山不容二虎。”如果一山硬是有十只八只老虎呆著，必定是誰也吃不飽�煹筋^來統統骨瘦如柴(所謂“全行業虧損”是也)。

　　但好山好水究竟該給誰？不能靠政府決定，而是要靠老虎大戰來決定。

　　價格戰是并購戰的前奏，而并購戰是推動結構調整、實現優勝劣汰的關鍵。因此，正常情況下價格戰只會使整個行業的競爭力越打越強，并整合出新的局面，而不會打得全行業虧損。

　　美國曾經有上千家汽車公司，在福特發動無情的價格戰后，最終只剩下“三只老虎”。大家都享受到了規模經濟的效益，國際競爭力也更上一層樓。要是當年那數千只小老虎還一塊兒在美利堅國土上爭食，恐怕早就被日本大老虎“吃”得連骨頭都不剩了！

　　廟與方丈

　　我們的問題，不在于“打架”不對，而是“打架的老虎”不是真老虎。

　　眾所周知，彩電生產企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當國有企業的廠長，明里的好處拿不到，“暗里的補償”還是有不少，比如說級別上去了、活動經費有了、社會關系打開了，政治榮譽也跟著來了等等。然而，類似的“在職消費”只有在職時才能充分享受，一旦廟沒了，一切也就煙消云散。

　　以上特點被經濟學家們歸結為：國有企業的領導只有“控制權收益”而沒有“剩余索取權收益”。并帶來兩大后果：一是有“廟”才能安排“方丈”，因此國有企業特別有建廟的積極性；二是“廟”存“方丈”存，因此國有企業特有守“廟”的積極性。

　　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喜歡建廟，才大大加劇了所謂的重復建設，為以后的價格戰埋下伏筆；正是因為廟后邊有國家財富、國有銀行和政府部門撐腰，“方丈們”才更敢打價格戰；也正是因為國有企業方丈“愛廟如家”，才有了光打架而分不出勝負、沒有人退出、見不到并購重組的結局。

　　一個反例

　　作為對比，不妨舉個反例。

　　想必大家還記得電風扇行業。在80年代初期，這個行業被認為是當時加工工業中重復建設以及生產能力過剩問題最為嚴重的，生產企業曾達到3000多家，生產能力近5000萬臺，是主管部門年需求預測量的5倍。

　　然而，同樣是價格戰，該行業很快分化并“水落石出”。到80年代中后期，電風扇行業已形成7、8家大企業主導的產業組織結構，生產能力過剩、惡性競爭的問題不復存在，行業效益有了大幅度提高。

　　電風扇行業的價格戰之所以能打出一個優勝劣汰的結局而彩電業不行，就在于“這個行業以鄉鎮企業為主，而鄉鎮企業的退出障礙較弱，很少能夠在產品無銷路、企業虧損的情況下長期不退出、不轉產”(江小涓，1999)。

　　真正的教訓

　　如果真的是價格戰導致彩電業全行業虧損，那么，解決的辦法很簡單，想辦法制止彩電價格大戰就是了。最容易想到的辦法，莫過于實行價格管制，就象民航搞“禁折令”那樣。

　　更簡單有效的做法，則是搞行業壟斷，整個彩電行業只特許一、兩家國營大廠經營。如此一來，彩電行業絕不會有價格大戰，而利潤會滾滾而來，就象中國電信那樣。

　　但帶來的代價卻是，市場競爭沒有了，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沒有了，消費者權益得不到保障。顯然，這是逆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一條死路。

　　所以，一定要找對病癥，對癥下藥才是，吃錯了藥是會弄出人命來的。

　　對于“商品打折必須注明原因”的規定，在筆者看來便是沒有對癥下藥，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因為它表明政府的立場，就象當年的行業自律價一樣，是強化政府管制的一種姿態。這樣的管制，在彩電這樣的完全競爭領域，實在是沒有任何理由。

　　當務之急，其實是要建立起有效的優勝劣汰的機制，為此應加快國有產權的變革。中國的鄉鎮企業短短幾年便將產權改制基本完成，而國有企業改革二十年也沒有大的突破，這才是我們應該從彩電業全行業虧損吸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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