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

　　原計劃著老夫老妻浪漫一下，賞春光無限，不曾想人堆人、人擠人

　　所謂“假日經濟”，“假日”二字沒有任何問題，至于“經濟”，卻值得大大探討一番。它顯然不是經濟學所說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概念，也不是談“計劃經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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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時所指的“經濟形態”或者“經濟機制”之類的概念。它是什么，不知道——盡管　　它已是中國“造詞運動”中最新、“上鏡”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

　　在無法確認這個概念之前，我們不妨先將“假日經濟” 理解為“假日”所帶來的一些經濟現象。比如說，空蕩蕩的火車突然客滿為患；平日幽靜的公園，轉瞬間人潮人海；原本無人光顧的商場，現在客流飽和，等等。這一切，對于鼓吹“假日經濟”的人來說，也許就是心目中的“經濟”，即認為假日帶來了“消費繁榮”，“消費繁榮”帶來“經濟繁榮”，“經濟繁榮”意味著多放假可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確，聽起來像是絕妙主意！

　　但是，且慢，已經有人在嘟囔“假日經濟”其實是“假日煩惱”了。比如說，原來整日價在家吃香喝辣的，現在突然不得不大泡方便面；本想帶兒子出去看外邊的世界之精彩的，誰知到時買不到回程票，弄得兒子誤了學，急得直跳腳；原計劃著老夫老妻浪漫一下，賞春光無限，不曾想人堆人、人擠人，無奈只得自嘲 “擠并快樂著”……當然，諸如此類的“消費煩惱”，對于某些只關心“為國獻策”，凡事從大處著眼、大局著眼的人來說，是不在話下的。

　　在這里，我們先按下消費者的“假日煩惱”所帶來的消費“負效用”不表，單挑“假日經濟”作點經濟學分析，看看葫蘆里究竟能裝什么樣的藥。

　　消費選擇擴大 帶來消費傾向提高？

　　從經濟學上看“假日經濟”，忽略掉放假可能導致的投資下降，需要弄清的實際上主要是一件事：消費選擇的擴大是否帶來消費傾向的提高?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將涉及許多復雜的分析。

　　多放假帶來的變化是消費者可供支配時間的增加，這意味著消費者消費空間的擴大或者說消費選擇的擴大，它似乎必然會使消費增加。但我們將在下面分析中證明，情況可能并非如此。雖然多放假在某一時點上可以形成一個人為的“消費拉動”，但從更長一點的時期看，極有可能的是，消費者的消費傾向/儲蓄傾向為中性，也就是說它不因消費選擇空間的擴大而提高，與放不放假、多放或少放假無必然關系。

　　這里的一個關鍵，就是消費多了或一段時期的消費多了，不一定意味著總消費在總收入中的比例擴大(即平均消費傾向提高)，也不意味著消費增長超過了收入增長(即邊際消費傾向提高)。這一點，缺乏經濟學訓練的人往往容易弄錯。

　　消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收入和其他情況既定的情況下，消費者在不同的消費時間存在著“替代效應”。

　　譬如說，假日期間購買了一臺彩電，下個月將不再買彩電，這是消費在時間上的“替代效應”。其替代率近乎為1，也就是說兩個時期扯起來算消費是“平”的，并沒有消費突然增加一說。再比如，假日期間帶兒子去逛了一趟千島湖，回家來告訴兒子說：“鋼琴不買了”(或者兒子的鋼琴照買，自己的皮衣就免了)，這是不同消費內容之間的“替代”，也不存在個人消費增長的多大變化；還有就是北京人去了浙江的千島湖，增加了杭州的消費額(淳安為杭州的郊縣)，但相應減少的是北京的消費，這是消費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替代”，而社會總消費增長變化不大；最后，有的人可能因為旅游花了錢，但對于另外一些人來說，則有可能為將來旅游而儲蓄從而減少消費，這是兩類人之間消費的“替代效應”。

　　總起來說，無法從理論和實證上找到多放假可以改變居民的儲蓄傾向/消費傾向的充足證據，而儲蓄傾向中性的概率極大。

　　這樣推下來，“假日經濟”的確能熱鬧幾天，但消費擴張的總體效果得不到體現。據從北京大商場傳來的消息，假日期間的銷售量增幅之大出人意料，假日后銷售量跌幅之大更是出人意料，可以證明筆者的論點。

　　錢不缺，唯獨缺時間？

　　是不是存在著這樣一類人，他們不缺錢，唯獨缺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時間供應增加，其消費將上升，從而在全國總消費中導致一個向上的沖擊。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按經濟學分析，其實是“外行話”。

　　所謂“錢不缺，唯獨缺時間”的說法，在經濟學上是不成立的。這是因為，時間就是“錢”，“不缺錢，唯獨缺時間”的人在這個星球上根本不存在。通常當一個人感覺缺時間的時候，真正的含意是他缺錢。打比方，你惦記著要給老婆買條項鏈，可是首飾店太遠，因此你沒有時間去買，這聽起來沒錯。但往深里看，你要是真的有錢的話，為什么不可以雇一個人去幫你買；或者相反，雇一個人來替你工作，你得以親自去買。所以，你并不是真的不缺錢，你離支付買項鏈的錢尚缺“路費”和“歇工的錢”。

　　雖然一個窮人常常會想，如果我有了100萬，我就什么也不缺了。但一個真正擁有100萬的人，卻會感到，他需要的還太多太多。即使富得流油如比爾·蓋茨，也決不會富到什么都不缺的地步。

　　事實上，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人人心中都有難圓的夢。比爾錢實在多了，是完全可以從事“另類行為”的，譬如搞捐贈，無窮無盡地捐給全世界他所愛的人。但比爾遠沒有富到如此地步，事實上，可憐的比爾憂心忡忡不亞你我，他一再宣稱“微軟離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決非“得了好處還賣乖”。就筆者而言，寧愿相信比爾每日都在算計著如何掙更多的錢，如何花更多的“R＆D”去開創“未來之路”，以及如何重新奪回全球市值第一的寶座……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任何東西都可以歸結為“價格”問題，而一旦歸結為“價格”問題，所有人無一例外都是窮人，沒有任何人錢多到可以去燒掉的地步——這用經濟學話來說，意味著“沒有任何人的錢的邊際效用等于零”。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不同收入階層的人的消費內容可能不同，但前述“替代效應”均存在。這樣，無論對于何種收入的消費者而言，消費空間擴大，消費傾向/儲蓄傾向中性的論斷均適用。

　　的確，假日期間游客“漲”了一塊，比如說全國大概多出了4000-5000萬游客，但無法證明，旅客們在“假日消費”(注意：不同收入的消費可能不同)后不會調整其消費組合。如果消費組合被調整，那么旅游業消費的上升，將以其他產業消費的減少為代價，假日消費的上升將以假日后消費的下降為代價，而消費傾向為中性。

　　兩個著名例證

　　這實在是令人奇怪的分析。但我們可以舉出兩個著名的例證來說明，事實的確可能就是這樣。

　　一個例證與鼎鼎大名的凱恩斯有關。凱恩斯曾經提出，貨幣對于人們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沒有錢時，錢對他來說非常重要，而他變得越來越有錢時，錢在他眼睛里將越來越不值錢。凱恩斯由此推論，窮人的消費傾向高于富人，儲蓄傾向低于富人，因為窮人的貨幣邊際效用高，有了錢首先要滿足消費需求(比如說填飽肚子)，而富人消費早已得到了滿足，因此錢只好存銀行。凱恩斯的猜想聽起來無懈可擊，然而進一步的理論分析以及許許多多的實證分析卻表明，凱恩斯的這一論斷是假的。比如，美國人相對中國人是富人，但美國人恰恰最愛消費，儲蓄率目前是負的，而中國的儲蓄率高達40%以上，反倒是世界第一。在這里，誰也無法證明相對富裕的美國人，其貨幣的邊際效用要比中國人低。就單個國家而言，比較富人和窮人的儲蓄傾向，結論也不會改變。記得前段時期，有人提出中國應該搞“均貧富”，以提高社會總消費，其根據顯然是主觀臆斷得出來的，中國人富人的儲蓄傾向比窮人高，這其實是個天大的誤會，即誤將富人的儲蓄更多當成了富人的儲蓄傾向更高。

　　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事實證明，短缺經濟的消除與儲蓄傾向/消費傾向無關。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猜測，短缺經濟的逐漸消除將使得中國的儲蓄傾向下降。其理由是，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人買什么東西都要憑票證，消費約束大得不得了，造成了“被迫儲蓄”，“持幣待購”等現象，一旦商品豐富，選擇空間大了，人們就會拼命買東西，將 “壓抑的消費”釋放出來。“被迫儲蓄”和“持幣待購”曾是80年代分析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學者的慣用術詞，除宋國青等極個別經濟學家外，幾乎被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證明了誰是誰非。顯然，沒有任何計量上的分析可以表明，計劃經濟時期人們的儲蓄傾向(反過來，說消費傾向，也是一回事)比現在高，而搞了市場經濟，人們的儲蓄傾向降低了。事實上，雖然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商品供應日益繁榮，中國人的消費量大大增加，但不要忘記中國人的收入量也大大增加了，而總的儲蓄傾向為中性。這也就是為什么雖然前些年曾經不斷有人警告，居民存在銀行的數萬億 “儲蓄存款”是籠中老虎，隨時有可能出來咬人，但這么多年了，老虎一直安分守已。其“秘密”就在于，儲蓄傾向為中性。

　　在儲蓄傾向中性的情況下，我們要想發展經濟、把國家搞好，不能指望一些似是而非的“怪招”，而要靠實打實的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只有實打實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才有可能帶來人們真實收入與社會消費總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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