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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無疑是孤獨的。他對海爾、格林柯爾、TCL等企業的一系列“炮轟”一石擊起千層浪，但也與經濟學家們的“主流話語”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格林柯爾的老總顧雛軍已經在香港對他提起訴訟，他沒有畏懼和妥協，讓他感到唯一遺憾的是“整個經濟學界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支持我”(8月20日《北京晨報》)。終于有經濟學者表示“有話要說”，卻在奉勸他“學者不能把企業家作為敵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學術范疇”，是“對企業的不負責任”(8月21日《上海青年報》)。而少壯派的經濟學者趙曉則以“他沒有向我們征詢意見”為
由解釋了經濟學家的“集體失語”(8月23日《北京晨報》)。
為什么經濟學家會“集體失語”？我想絕不會是因為郎沒有向經濟學家們“征求意見”。首先，郎咸平發表觀點沒有必要向別的“主流”經濟學家征求意見；其次，郎咸平反映的國資流失問題有目共睹，“明察秋毫”的經濟學家們心知肚明。
經濟學家們之所以“裝傻”，是來源于這樣的理論依據：任何改革都需支付社會成本，國企改革同樣如此。這個成本就包括在改革過程中國資的流失。如果國企不改制，它就像會“冰棍”一樣融化，同樣要流失。既然改與不改都存在流失，那么兩害相權取其輕：國有資產寧可流失也不“坐失”。經濟學家的精打細算里邊的確有著一套“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則，這樣的理由看起來似乎無懈可擊，但是這樣的盤算卻忽視了一個更為重要、最為核心的原則，那就是社會公正原則。
不得不說，目前正在進行的這場國企民營化浪潮恰恰是以社會公正為代價的。國企產權名義上是屬于全體人民的，但是真正的產權所有者在國企產權改革中卻是“沉默的大多數”。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競爭的產權交易市場，沒有保障公眾利益的健全的法制建設和有效監督，在這場洶涌的產權改革浪潮中，必然是國企管理者們搖身變大股東，必然是民營企業猛挖國企墻角，必然是國資的大量流失，必然是國企全體股東利益的受損。郎咸平的觀點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他揭示出“民企正在進行一場瓜分國資的盛宴”卻是一個事實。
很多經濟學家們相信，產權改革讓國企產權從全民所有過度到少數人所有，固然有社會不公，但是這不過是改變了資源的分配方式，并且形成了市場的有效競爭機制。在他們看來，公共財富分給誰無關緊要，關鍵是形成了競爭，社會經濟得到總體增長。但不要忘記，市場經濟首先是“公正經濟”。沒有公正，沒有起點平等，沒有規則平等，就沒有公平競爭。而不公正的“競爭”必然存在超經濟利益壁壘，平均利潤率無法產生，要素的自由流通與優化配置就無從談起，市場機制非但不能有效建立并發揮作用，反而帶來更大社會不公正。
因此，社會公正不僅僅是社會學家才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靶в谩焙汀案＠笔墙洕鷮W家們的口頭禪，而片面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就能帶來社會總福利的增長。即使從公共知識分子的要求出發，面對社會不公正，經濟學家也應該當仁不讓發表自己的聲音。郎咸平事件中經濟學家的“集體失語”，說明了經濟學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漠不關心，這不是正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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