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林說：“我覺得我爸爸特別高明的地方是他用最普通的話，用老百姓都了解的話，說出來最高級的理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 文/何玉興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恐怕是20世紀中國最石破天驚的一句話,用任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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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估價這句話對中國經濟，尤其對民營經濟的分量和意義。

　　有魂則靈，意新則存，精髓所在，片言萬代。人的一生，能夠留下一句話，就是很大的貢獻了。比方說，亞當.斯密 的“一個社會只有放手讓每個人富裕起來,它本身的繁榮才有保證”，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徐志摩的“輕輕的我走了”，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北島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等等。小平留下的，不僅僅是一句話，而是開啟了一個時代。從此，中國人開始正視財富，尊重財富，開始追求幸福的生活。這句話的背后，是中國五千年財富觀的轉變，是一個新興階層的壯大，是一個文明古國的振興，是一個東方民族的崛起！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說：“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是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內容，也是破解中國發展之謎的鑰匙。在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用歷史的、理性的眼光審視鄧小平的這一偉大貢獻，對于準確把握鄧小平理論體系，對于正確制定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對于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對于澄清關于貧富差別的誤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財富觀的歷史性轉折

　　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艾豐提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勤勞、勇敢、智慧的中國人民，在神州大地上干了五千年，干到了1949年，我們干出了什么？毛澤東同志有一個概括：‘一窮二白’。”不懶、不怯、不傻的中華民族，為什么白忙活了五千年？這個非常難以設想的問題，我們該如何解答？

　　原因固然很多，但財富觀的缺陷，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有著悠久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觀念，“均貧富”是農民起義的革命口號；教科書中把“貧富不均”視為社會動蕩的禍根，而把“劫富濟貧”奉為“均貧富”的道德楷模，并將其作為主流價值觀加以歌頌和美化。恨富人、恨能人已經成為國民慣性的思維方式，尤其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視財富為罪惡，把富人當作剝削階級進行批判。毛澤東的不肖門徒甚至荒謬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1971年，福建省晉江石獅有位“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人稱“像章大王”的吳夏云，月收入300元。當時認定，超過當時工資標準的即為非法收入，按此標準算出吳夏云的非法收入為7000多元，“就判他7年刑吧”！

　　富人是有形資產的代表者，能人是無形資產的代表者，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是經濟發展的兩個翅膀。但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里頑固存在的恨富人、恨能人的“兩恨”文化，就如同兩把剪刀，總是把這兩個翅膀不斷地剪掉，我們的經濟如何能夠騰飛？

　　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實行的平均主義政策，實際上是獎懶罰勤、獎劣罰優，挫傷先進，鼓勵落后。在各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情況下，盲目推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調”，企圖同時共同富裕，結果是共同貧窮。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的“先富”論猶如一聲春雷，使國人迅速覺醒，致富頓成潮流，使當時正在開展的思想解放運動獲得了新的動力和支持，大大加快了思想解放的進程，大大拓寬了思想解放的領域。

　　1978年12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他的“先富”思想，明確指出：在經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

　　1982年，關于“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波及全國。在安徽，“傻子瓜子”老板年廣久成了眾矢之的。鄧小平說：不能動年廣久，一動就人心不安，得不償失。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1983年1月12日，鄧小平約見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負責人談話時說：“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后來，鄧小平又明確指出：“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

　　先富帶后富的指導思想是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據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而設計和制定的，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理論上有長遠的指導作用。財富只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成為資本，而財富的適當聚集有利于迅速形成一定規模的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說，先富論不僅指出了如何富裕的基本途徑和方式，不僅反映了事物發展不平衡的基本規律，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財富增值的普遍規律。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理論。這是對原有價值體系的重大突破，是對原有道德準則的重大突破，是對原有是非界限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國傳統財富觀的歷史性轉折。所以說，鄧小平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偉人。

　　先富共富的良性循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在經濟發展史上，制度變遷能否成功，取決于兩個因素 ：一是復雜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場，二是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帶來報酬遞增。在前一個因素的制約下，制度變遷不可能完全按照初始階段設計的方向演進，往往一個偶然事件改變制度變遷的方向。就后一種因素而言，當報酬遞增普遍產生時，制度變遷就能得到支持和鞏固，而且在這個基礎上一環扣一環，沿著良性循環的軌跡發展。正是沿著這樣的路徑，我們的先富共富政策逐漸完善，我們的先富共富實踐踏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了鄧小平理論的正確和英明，中國富起來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了。如何看待這些新富人？是否出現了兩極分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理論上鮮明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十六大的報告中有這樣兩句話：“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個體戶、私人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做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后的標準，而主要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怎樣得來的，以及怎樣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做的貢獻。”這不僅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而且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正確對待財富和正確對待富人的理念。在十六大報告中還有這么一句閃光的話 ：讓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放，讓一切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這也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用到“財富”兩個字。

　　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指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為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提供了有效保證和持久活力。民營經濟在解決“三農”問題、擴大就業渠道、推進國企改革、拉動消費需求、增加財稅收入、改變地方面貌、提高人民收入等方面，有著獨特作用和明顯優勢。民營經濟就其本質而言，它是“民本經濟”，是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基本源泉。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王以銘說，正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民營經濟才擺脫了枷鎖迅速發展起來。在先富起來的若干人群中，對整個社會影響最大的、對整個國民經濟貢獻最大的、對社會共同富裕作用最大的，當數民營企業家這“一部分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以共同富裕為主要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途徑，繁榮的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中的一項重要特色。

　　光彩事業是我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為響應“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而發起實施的一項社會扶貧事業。江澤民同志為光彩事業題詞：“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促進共同富裕。”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光彩事業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胡德平說:“最有意義的一點是，他們不是用捐助的方式扶貧，而是把寶貴的資金帶到西部去，帶到老少邊區，在那里投資。投資要有效益，要把企業做大，資本還要保值、增值，給地方納稅，又解決很多人的就業問題，讓大家生活共同提高。用投資開發的形式，用造血的方式，用市場的方式來脫貧，把社會責任和企業運作、市場運作完美地結合起來。”至今，全國共實施光彩事業項目9765個，到位資金523億元，培訓人員200萬人，安排就業210多萬人，幫助459萬人擺脫了貧困。

　　義利兼顧、雙贏互利，已成為民營企業家的共識，他們把自身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把個人富裕與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結合起來，把遵循市場法則與發揚社會主義道德結合起來。光彩事業的發起人之一劉永好說:我們這些先發展起來的人，應該為國家做些事，為沒有脫貧的人做一些事。四川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致富思源，共建廣安”的倡議書中說：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源于鄧小平的偉大理論。沒有鄧小平倡導的“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沒有民營經濟的今天。小富變大富、先富帶后富的江保安說 ：作為味精行業世界第四位的菱花集團，每年消耗的玉米達30萬噸，背后是30多萬戶農民生產的玉米有了銷路。億萬富翁樓忠福曾告誡說，先富者要保持一種平常心，多投身于社會公益事業。被溫州青年視為財富偶像的南存輝說：回報曾經給過你支持和哺育的社會；尊重他人，別人自然也會愛戴你、尊重你。王玉鎖說：我們有今天，都是靠著黨和國家改革開放的政策發展起來的，我們有先富帶后富的責任，更肩負著振興中華的重任。

　　理想的社會分配形式是雞蛋形的，兩頭小，中間大，這符合統計學的正態分布規律。我們黨是革命黨時，無產者越多越好，那樣易于取得政權；成為執政黨時，小康之家越多越好，小康之家多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沿著先富帶后富之路，我們的經濟發展正在進入這樣一種良性循環。

　　實現共富任重道遠

　　馬克·吐溫說：“習慣這玩意兒不能一下子從窗口扔出去，只能從樓梯一點點哄下來。”

　　黃孟復主席說：應該看到民營經濟的發展仍存在環境障礙，主要有：“恐私、仇富”的傳統觀念還在束縛人們的手腳；以所有制劃線的觀念還根深蒂固。部分媒體忽視民營經濟的積極方面，片面渲染一些消極因素和個別案例 ；宣揚“原罪論”，在現有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下，煽動公眾的不滿情緒，從而為民營企業的正常經營造成障礙。私人財產的保護不完善束縛了民間投資者和經營者放開發展和放心發展的手腳；各地民營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一些基層行政執法部門素質偏低，“三亂現象”還大量存在。面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有的人對鄧小平的“先富”帶動“共富”的思想產生了疑惑。全國工商聯要代表民營企業家，為他們的合法權益、為他們創造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而吶喊！新聞媒體既是社會輿論的反映，又對社會輿論和公眾心理具有導向作用，要努力維護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當前要加強宣傳民營經濟的意義、作用、成就和民營經濟人士全體的主流形象；動員和引導廣大民眾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理直氣壯地追求自己富裕幸福的生活。

　　“政策是個寶，發展不能少 ；政策不配套，民營無依靠；政策擺著看，我們沒法干。”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已經從政策支持開始轉向制度保障，但政策和制度都是由人來執行的，如果輿論環境不發生根本的改變，如果執行者的思想觀念不發生根本的改變，再好的政策和制度，也會成為擺著看的花瓶，民營企業家還是舉步維艱。

　　學者是社會的良知，媒體是大眾的眼睛，有話語能力和話語權力者的偏見，比一般大眾的偏見要可怕。最令人擔心的，不是個別官員的胡來，而是一些所謂學者的胡說。個別官員的胡來，只能影響某地、某個行業民營企業的發展；而學者的胡說，尤其他的胡說被沒有判斷力的媒體當做道具來說事兒的時候，則流弊深遠。一般人對民營經濟認識的糊涂，不過是河水局部的渾濁，而學者和媒體對民營經濟認識的混亂，則是把水源攪渾了。目前當務之急是澄清理論上的誤解，通過良好健康的思想和輿論環境，消除對民營企業家的偏見，重塑民營企業家的形象。

　　理論界和新聞界應該做的事情很多。如需要搞清楚：怎樣理解先富后富的關系，如何看待貧富分化現象，怎樣看待和保護私有財產，怎樣看待富人，如何正確認識有產者 ；怎樣認識民營經濟的本質是“民本經濟”，如何消除所有制歧視；民營經濟對經濟增長、財政收入、繁榮市場、消除短缺經濟，社會投資、安排就業、社會發展和穩定有哪些貢獻 ；民營企業家在社會公益事業、光彩事業上有什么功績；民營企業家在“非典”等突發性事件上表現出哪些社會責任感與民族凝聚力，等等。

　　以先富后富和貧富分化問題為例，應該讓大眾明白，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共同富裕的實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 ；先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部分先富的必然結果。先富與共富是辯證統一關系，既不能離開共同富裕講發展生產力，離開了就會導致兩極分化；也不能離開發展生產力講共同富裕，離開了就會導致共同貧困。共同富裕不是靜態的概念，而是發展變化的動態概念。“貧富差距"與“兩極分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出現，這是實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奔向共同富裕的目標所必須經歷的，這也是市場經濟本身與生俱來的特點。不能因為看到收入分配差距局部過大，就認為應轉變我們的指導思想；更不能靠劫富濟貧、搞平均主義的辦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如果不允許“先富”，“共富”又不能即時達到，繞來繞去又會回到共同貧窮的老路上去。針對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大國的這一實際情況，“先富”帶動“共富”的思想對于整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都是適用的。

　　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鄧小平把成就和難題都留給了繼任者。成就是繼任者施政的基礎，難題是繼任者取得新政績的空間。這些難題仿佛一座還沒有開采的富礦，當然，也是一個布有地雷的富礦。”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實現共同富裕，任重而道遠。

　　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時。小平從未走上神壇，也不須走下神壇。在紀念他誕辰100周年的日子里，重溫這句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話，讓我們再深情地說一聲：小平，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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