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 偉

　　為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爭吵不休

　　霧里看花或有朦朧美感，而為說不清、道不明之事爭吵不休的場景則注定滑稽不堪，現在的反全球化熱大體如斯。在西雅圖會議時，映襯著WTO、IMF和世界銀行官員的，是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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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的抗議人潮和警察的催淚彈；在捷克布拉格舉行IMF和世界銀行年會時，反全球化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燃燒彈和石塊；在法國尼斯，歐盟高峰會議則伴著反全球化主義者的騷亂；IMF總裁康德蘇在聯合國貿發會議上作告別演講時，反自由貿易人士索性將餡餅扔到了他臉上。近年來反全球化示威浪潮似乎成了國際會議場外的必備場景，反全球化，所為何來？

　　一般說來，全球化實際上是過去500年來西方擴張運動的一種繼續。它并非純經濟性質的運動，同時也是一個通過經濟的擴張而使得西方政治理念和文化價值春處于強勢地位的歷史過程。對于非西方社會來說，“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痛苦的歷史記憶而又無法回避的現實。而“反全球化”一詞何時出現，已無從考證，它也許僅僅是西方主流媒體專橫而簡單的發明，如果把對全球化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例如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漠視、對發展中國家資源掠奪的憤怒、對貧富差距拉大的憂慮統統無端地歸結為反全球化并沒有什么意義。抗議全球化的示威者和言論者很少使用“反全球化”一詞。很多情況下，反全球化被和反經濟自由化、反全球資本主義、反全球經濟、反自由貿易、反美國化說法等同起來。我們在此所說的反全球化，不包括對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評和抨擊，僅指對全球化持全面否定的觀點[1]。反全球化者也許認為，所謂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西方價值觀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對于非西方國家，必然是自我放逐到世界體系的邊緣的、充滿痛苦的歷史記憶。人類似乎面對著更為單調乏味的將來，在全世界都喝著可樂看著好萊塢影片時，每個人都成了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樣子，而從蠻荒森林中走出來的，未被“全球化文明”馴化的人，則成了地球上最后一個人。全球化給人們帶來了什么，以致于反全球化成為一種時髦的悲天憫人？

　　全球化帶來了貪婪的跨國公司？

　　反全球化者宣稱，全球化帶來了“商品世界化”，商品在泛濫、人性被漠視、跨國公司越發貪婪。全球化讓跨國公司來到展中國家，砍伐森林、掠奪礦藏、建造血汗工廠，“給工人一塊錢制造耐克鞋”，跨國公司幾乎主掌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民眾生活。反全球化者詛咒全球化，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現在的全球化嚴格意義上應叫做“公司全球化” ，這樣的全球化不是社會一體化而是社會解體的力量，這樣全球化使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不公正進一步加劇。在我國，也有“起來一個外企，倒下一片國企；一個白領上崗，一群女工下崗”的嘲諷。也許將跨國公司在全球雇傭廉價勞動力、生產和銷售廉價商品視作“貪婪”，既折射出對人類現有物質文明背后血淚歷史的淡漠，也折射出人們不愿意付出資源全球配置優化的代價。

　　“看不見的手”所要求的，表面上是跨國公司對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永無止境的追求，其實質是市場經濟對人類進行“生命核算”，即制約于有限生命的人，在其一生中提供盡可能多的商品和勞務。1860年的英國，紡織女工每天勞動16.5小時以上，甚至有工人活活累死的慘劇；1919年，人類才出現每天8小時工作制。歷經幾代人殘酷的“生命核算”，才造就了今日相對閑暇的生活和富足的商品。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的今天是后來者的明天，如果從這個層面觀察，也許更能理解跨國公司將使發展中國家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免費的饋贈從來都是拙劣和不可抱怨的；而付出代價的收獲從來都是痛苦和討價還價的，全球性的資源優化配置也是如此。其實質是市場經濟對人類進行“資源核算”，即制約于稀缺的生產要素的人，要將有限的資源轉化為盡可能多的商品和勞務。各國毫無例外地卷入結構調整的陣痛。即使是美國，也熬過了紡織業、鋼鐵業全面衰退和失業上升的嚴冬，熬過了制造業空心化和被日本超越的尷尬，才迎來新經濟的一縷晨曦。在中國的跨國公司近年來從財務表上看，整體始終處于虧損狀態；而從國際收支表上看，卻有數百億美元的資本收益匯出[2]。因此指望跨國公司帶來中國經濟的繁榮是不切實際的，但中國的現代化的確需要外部資源和市場，如果得大于失，那么忍受全球化的痛苦也許是明智的。如果把中國入世當成是順應全球化邁出的關鍵一步的話，那么8.7億農民和1.5億小城鎮人口逐漸向城市和其它產業部門轉移，而不困頓在不適宜生存的貧瘠地區，可能是我們不得不忍受的艱難歲月；利用外資和對公司全球化寄托希望，可能是與本土狼共舞無望時，不得不與外來虎謀皮。跨國公司的本性就是無恥和貪婪，無論鼓吹全球化還是反全球化，對其本性幾無影響。

　　全球化帶來了無能的政府？

　　反全球化者宣稱，全球化帶來了“無能的政府”，使民眾的生活失卻了政府這道強有力的屏障。在發達國家，政府正日益“大權旁落”，典型的例證是德國寶馬公司在1988年還向政府繳納了5.45億馬克的稅款，在1993年公司總利潤和股息并沒有變化，但在國內卻出現了虧損，并從德國政府得到了3200萬馬克的補貼。此外，德國西門子公司則將其總部遷到了國外，在1996年，西門子沒有向德國政府支付一分錢！全球化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對政府說：“你們從我們這里再也得不到一個子兒了！”[3]這樣的景象與其說反映了政府的無能，不如說暴露了政府的實質，即政府本來就服務于跨國公司并作為利益集團的經濟代言人和合法暴力提供者的角色出現[4]。盡管本質上政府應該征得大多數被統治者的許可，作為其代理人而行事，但現實中政府僅僅是企業的代理人、市場的守夜人而已，政府本身不生產，其任何行為背后都是稅款和舉債，是企業和個人的稅款養活政府，而并非政府養活民眾。因此反全球化者指望政府作為自身的屏障本身就有致命的邏輯荒謬。 與其說全球化暴露了政府的無能，不如說暴露了其越發臃腫，權力從來都是要求更大權力的前提和歸宿，而絕對權力只能導致絕對腐敗。作為市場“守夜人”的模范，盡管這幾年英國和美國公共部門的膨脹有所回落，但是歷史軌跡說明百年來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幾乎無所不在。30年代羅斯福新政被貶抑為反市場的“強勢政府”，但聯邦政府當時的支出還不足GDP的6%，而英國經濟即使在最崇尚市場的撒切爾夫人掌舵之下，國家支出的比重，也遠遠高于40年代末的艾德禮政府。政府職能的濫用甚至不僅僅體現在支出上，千奇百怪的市場限制和立法管理，也正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泛濫成災。如果說指望他人能比自己更謹慎地支配自己的錢袋是可笑的，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臃腫的政府會節制自身的膨脹，珍惜從民眾那里收來或借來的錢呢？至今全球仍有一半人沒有聽過電話，有1/3不懂讀寫。全球化無情地剝奪政府本不可能具有的職能，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凋弊不堪和人民生活的困厄，往往更直接地是當權者巧取豪奪的結果。

　　全球化帶來了“亞洲危機”和“國際幫兇”？

　　反全球化者宣稱，亞洲危機證明發展中國家遵循全球化軌跡是錯誤的，全球化帶來了熱錢的全球泛濫和索羅斯之類的金融大鱷，帶來了印尼華人慘劇和社會動蕩，帶來了種種壞東西[5]。但卻忽視了正是全球化，給亞洲帶來了資源、市場和就業，帶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亞洲僅用了50年的時間，就走過了西方耗費兩個世紀才達到人均GDP2500美元的水準。當初克林頓稱“危機不過是亞洲前行中一顆小石子的顛簸”，成一時之笑談，而現在看來，亞洲危機的確僅僅是全球化交響樂中的不和諧音符而已。但這不是說亞洲奇跡是西方賜予的，而是亞洲經濟體自身不斷努力的結果。

　　反全球化的人士另一件樂此不疲的事，是對世界銀行、國際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些國際組織進行嚴厲譴責，認為它們不過是“全球化的國際幫兇”，全球化正是這些既得利益集團鼓吹的結果。其中重要的誘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世界銀行、IMF或者其它跨國金融機構中，美國利益集團的驅動力。這種利益集團的成員主要地由華爾街、財政部、國務院、IMF以及世界銀行等最著名的機構的要員組成，其中財政部長魯賓來自華爾街；阿特曼從華爾街來到財政部，然后又返回了華爾街；尼古拉斯.布拉迪曾任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現在重操金融舊業；恩斯特.斯坦曾任世界銀行代行長，現在是JP摩根的總裁；詹姆斯.沃爾芬森曾是美國投資銀行家，現任世界銀行行長，幾乎IMF和世界銀行所有重要部門的執行經理都是美國名牌大學的博士。很自然地，這個利益集團已經初步具備通過操縱金融資本來左右全球化的能力。不是“幫兇們”推動何來全球化呢？[6] 這些人也許忽視了，恰恰是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這些組織，對減除饑饉和貧困傾注了最多的熱情和資金，反自由貿易者也忘卻了發達國家設置貿易壁壘的損失，相當于發達國家給予貧困國家賑濟資金的兩倍。既然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發達國家，既然它們處理全球事務在表面上還不能完全依賴強權，還偶爾顧及所謂“國際秩序”，那么就算它們運作效率低下，總比赤裸裸的霸權好一些，例如，聯合國已經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有所警惕，并指出：“全球化對許多人已經意味著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無法預示的力量的傷害，這些力量有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經濟不穩和社會失調。”[7]所以不妨對聯合國、IMF和世界銀行等寬容一些，并敦促全球化利益分配機制的合理化，而將其視為全球28億窮人的敵人，似乎大可不必。

　　全球化帶來了“人性漠視”？

　　溫和的反全球化者宣稱，全球化帶來了人性漠視，西方文明和價值觀如潮水般涌入，各國的經濟發展只有順應全球化的開放型市場經濟這一條道路， 而不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多民族的繽紛文化只能被淹沒在古希臘文明的衍生品中，而忘卻對多樣化文明所滋養的生命的尊重。我們不妨將這種“人性漠視”喻為人性豐富的誕生蛻變為單調的克隆；而激進的反全球化者則宣稱，喧囂塵上的全球化，根本只是“迷思”(myth)，它只能導致強權對人性的蔑視(例如北約對科索沃的殺戮)，以及更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種族的獨立領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只是天方夜談，一統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全球化 “狂想”，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臆想和杜撰出來的，所謂的“國際秩序”和“國際一致”，只是將一己之欲強加于人的強權國家的口號。我們不妨將這種“人性漠視”喻為人類理性的演進蛻變為非理性的解構。

　　反全球化者也許沒有看到，開放的市場經濟只是意味著人類合作秩序的自發擴展，而擴展的方向則是增進人類福祉，且并不是救世主可以先驗地指譽的。美國人以其自由精神說德國自律式社會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經濟，法國人泡在咖啡和葡萄酒中指責美國粗陋的影視不能和法國優雅的文化同日而語，而英國人漂泊在歐洲大陸之外譏笑法國人是“歐洲的中國人”。香港經過了百余年英殖馴化，卻依然粵語粵風；最歐化的日本人，即使在亨廷頓那樣的政治家看來，在未來文明沖突中也將倒向亞洲的懷抱。因此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等所稱的“西方文明必勝”，乃是人為惡意地錯指了全球化的可能方向，是用“少數人的全球化”竊取了全球化的演進路徑，把全球化的必然性扭曲為“少數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此對多數人進行強制全球化，并得出“地球上最后一個人”之類的奇談怪論，這種認為全球化會使得人類未來更單調或更非理性僅僅是經不起推敲的臆想和假設。

　　但是反全球化者熱衷于以“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來對抗“人性漠視”卻的確提醒了我們：人類的活動僅僅以生命為目的。如果我們承認生命的種子是不同的，那么在全球化的土壤中成長的結果，就不僅僅有參天大樹，也會有藤蔓和綠草。前一種“人性漠視”以為未來人類只有參天大樹，而后一種“人性漠視”則以為藤蔓為生存就必須絞殺大樹。由是觀之，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恰恰是我們自身必須承認希臘羅馬文明和東方文明的共生性，如果一種文明不能解決自身引發的問題，它就是一種墮落的文明；如果一種文明對自己最緊迫的問題都視而不見，它就是一種病態的文明；如果一種文明對自己的基本要義用于欺詐，它就是一種行將滅亡的文明[8]。借口全球化唯洋是拜不必，但借口反全球化唯洋是仇也大不必。也許我們應該民族為本全球為懷，給每一顆種子以成長的平等機會，以同等的尊重承認樹、藤和草共組而不是誰獨享森林。

　　全球化帶來了扭曲的“社會公正”？

　　反全球化者宣稱，全球化不過是“全球資本主義化”的借口，是對“社會公正”的扭曲。反全球化者之所以認為全球化是“少數人的全球化”，是因為貧困階層日益龐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在不斷拉大，一位印度經濟學家曾悲哀地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大概他的第13代孫可以達到美國人上個世紀90年代的生活水平。發展中國家抱怨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人才外流嚴重，目前美國1200萬科(資訊 行情 論壇)研人員中，72%出生于發展中國家。全球化使非洲流失了其熟練勞動力的1/3，發達國家廉價地從發展中國家挖掘人才，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素質難以提高。即使在美國，工會也在聲稱全球化將使美國未來3年工人的總體工資水平下降，25%的失業者無法找到新工作，72%的人在重新就業前將失去任何收入來源。看來全球化導致貧富懸殊，是有違“社會公正”的。

　　反全球者關注到社會階層結構在嚴重失衡中，占全球1/5人口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產出的80%，而占全球3/4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僅擁有18%[9]，似乎符合格拉德，伯得斯貝格在《全球化的十大謊言》中所譴責的那樣，“不論全球化給北半球帶來了如何有益的影響，它對南半球大部分地區的作用卻微乎其微。”，然而更不容忽視的，是年青的一代較之年老的一代對全球化更為積極，在這樣一個年長者必須向年青人學習以適應生存環境變化的“后喻時代”，全球化也許是難以抗拒的，我們能夠抗拒的，僅僅是金錢和強權君臨天下的“偽全球化”時代(Hypocritical Globalization)，對于全球化寄托“社會公正”恐怕過于理想化，或者回答應該是：“全球化，是、霸權一統，不；共享繁榮，是、金錢統治，不”。[10]

　　也許到了忘記“社會公正”的時刻，哈耶克無情地指出，“社會公正”一詞是含混不清的，其真正意圖是減少或消除收入差異，是對特定階級實施剝奪并轉移給另外一些階級的“公正”呼吁，那么，憑什么我們可以認為對特定階級的剝奪或施舍，其結果不是有限的“個人公正”、局部的“階級公正”，而是廣泛的“社會公正”[11]？如果貧困國家的政府沒有支付本國人才的培養費用，那么政府強制這些人忍受貧困進行純奉獻構成對人才的公正嗎？美國鋼鐵業工會面對來自中國的強大競爭壓力，不斷反對中國加入WTO，構成美國碼頭工人期待中國入世后，因更多貨物吞吐而改善其生活的公正嗎？如果人類歷史不是弱肉強食的歷史，曾經有過所謂的“社會公正”、“全球正義”，那么反全球化是站得住腳的，如果沒有，那么社會正義本身就是烏托邦式的理想。

　　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強權”？

　　反全球化者宣稱，全球化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其實質是國際強權秩序，因此全球化并非人類的福音書，也并非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歷史必然。因此反全球化者強調，我們面對全球化，可以迎合也可以擯棄，這僅僅是少數強者的游戲，人類可以另有選擇。我們能選擇既非全球化亦非反全球化的“第三條道路”嗎？

　　全球化的確帶來強權秩序，但秩序，尤其是國際秩序，除了靠強權維持之外是否有施行“德政”、“仁政”的可能？國際經濟規則的制訂，從來都是以經濟、外交乃至軍事實力說話，而不是憫恤和眼淚。以美國為例，其多維度的戰略轉變以及新經濟的洗禮使得美國的優勢產業集中在服務業和與知識產權等。為此美國大力鼓吹應達成全球服務貿易協定GATS，以及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協定TRIPs。為了在烏拉圭回合促成上述兩個協定，美國不惜將談判拖延了8年。國際強權并非讓人喜歡，曾經有多種美好設想去抗拒這種強權，例如更為美好、平等和開放的社會，例如改組聯合國以剝奪美元資本寄生全球，但問題的關鍵是作為弱勢群體，既苦無制約國際強權的可能方式，又缺乏由此到達夢想彼岸的必要手段[12]。即使所謂的“第三條道路”，也不過是傳統歐洲社會主義者對新科技發展的一種回應，其實質是與當今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相容的。“第三條道路”的提出者僅僅是想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而在實踐上它往往仍是資本主義的，歐洲人自己也認為并不存在真正的“第三條道路”。這是落后國家的不幸，我們不能不承認，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只可能是“被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13]但這并不構成反全球化的理由，因為反全球化的鼓吹者恐怕沒有意識到，如果全球化僅僅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只是給強權國家或者階層帶來好處，那么不用反全球化，這樣的損害大多數國家和階層的全球化，最終會無疾而終。對強權秩序的抱怨，實際上反映出在“雙贏”背后，全球化的參與者在瓜分全球化創造的“餡餅”時，少數強勢者和弱勢多數者的所得差異甚大，參與者總是對自己那一份額進行喋喋不休的討價還價。

　　面對生死，我們沒有不生不死的選擇，除非靈魂出竅；面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我們同樣非此即彼，不存在僥幸的回避。現實的問題是，如何避免為迎合奉承西方而全球化，如何增強自身的砝碼和爭得自身的利益？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質乃是黃鼠狼式修辭，即象黃鼠狼可以吸空雞蛋而不留任何痕跡一樣；人們可以籍口“對面全球化我們可以另有選擇”，以所言非所指來行反全球化之實，其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只不過是怯弱的無能。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產物”？

　　有趣的是，反全球化熱潮恰恰是全球化的產物，無論它自身如何聲稱，都折射出全球化是自發演進的人類歷史階段。反全球化的到底是什么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反貿易主義者、環保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人權組織、行業工會，甚至土著人組織、性別平等主義者等等的混雜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打著反全球化的非政府組織(NGO)，其本身恰恰似乎也是“全球化”的組織，他們依靠著自身的全球化，為了共同的反全球化目標而走到一起。近年來在國際會議之外反全球化的喧囂者，并非烏合之眾，而是由跨國的NGOs通過它們激烈反對的互聯網來操控的！例如西雅圖會議外近2萬的示威者，是“主動反對經濟全球化聯盟”的杰作。反全球化的實質，不過是另一變種了的全球化。

　　不僅如此，反全球化者所宣稱的“全球化帶來的戕害問題”，例如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龐大的窮困階層、邊緣化不斷擴展的第三世界化問題(Third Worldization)、對人權的尊重以及無序的資本流動等，可能恰恰需要通過全球化來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其根源卻在貧困人口的生存和政府臃腫腐敗問題，閉關鎖國和全球化哪一個更對癥是不言自明的。而窮國的債務負擔，資本流動監管等，正需要全球化的“幫兇”乃至OECD這樣的“富人俱樂部”，通過全球性或區域性協調，達成更廣泛的豁免共識或監管框架。如果我們認為，整體上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生存空間較之發達國家是頗為有限的，那么最庸俗的關于“全球化是要素資源的全球優化配置”就是對后進國家有利的事情；如果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僅是要素資源的全球配置，更是社會經濟政策，尤其是大國的社會經濟政策在全球的優化配置，那么發達國家壟斷國際“話語權利”因全球化而不能不考慮發展中大國針鋒相對的政策。反全球化戲劇性地說明，解鈴還需系鈴人，即解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要倚靠全球化，尤其要倚靠發展中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強調要素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雙向流動(包括勞動力)；強調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以分享全球化利益，而不是廉價賣土地、賣勞力、賣資源[14]。

　　反全球化熱潮在中國正潛流暗涌？

　　反全球在中國也正以悲天憫人的曲調在奏響，中國的反全球化者宣稱，全球化正在催生“新帝國主義體制”，即不是以軍事強制為先導，而是以市場和資本為杠桿的、沒有鮮血和暴力的侵略與霸占。目前的互連網是信息帝國主義，WTO是市場帝國主義，IMF是金融帝國主義，聯合國則是政治外交帝國主義，全體發展中國家再度成為帝國主義的“臣民”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這樣的潛流正以“社會良心”式的詔喻悄然涌起。

　　我們不妨思量如果我們不愿意作為“新帝國主義體制”的臣民，我們需要拋棄什么，反全球化者的潛臺詞顯然是在說，要拋棄市場經濟而選擇極權經濟，要拋棄現代金融體系而重新復歸荒謬的金本位，要拋棄互聯網而退回電報電傳階段，要拋棄聯合國而回到分崩離析的孤立的民族國家時代。似乎我們為了反全球化必須告別我們已經生活的年代。當血緣的疆界淡化時，我們從母系時代邁進到父權時代；當氏族的疆界淡化時，我們從部落殺戮過渡到民族國家時代，當經濟疆界淡化時，我們從分立國家時代向全球化時代。而每一次，我們都心存疑慮。但經濟疆界在目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僅僅是淡化而已，并未消失，在政治、國防等其它領域，全球化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反“新帝國主義體制”對全球化的理解顯然失之膚淺。我們的問題是往往在經濟全球化還在推進時，已經過分地邁進到“后經濟全球化”時代，以為民族國家間的種種沖突就消失乃至弱化了，以致于忘記全球化秩序是分立的民族國家因為存在嚴重沖突而協調的結果，卻采取“頭手倒立”的方式，以為回避和不敢正視國家間沖突和威脅就是參與全球化了！在歐亞會議的歌舞升平中，反歐亞會議也許多少有一點警示的意義[15]，即民族國家的分立仍然將是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的基本格調，民族國家融合盡管值得期待但顯得遙遠。

　　我們也不妨思量全球化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實際上中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折射出“全球化”的色彩，孩子們吃著麥當勞、肯德基，前衛少年帶著MP3哼唱搖滾、藍調，商務人士手不離愛立信手機、IBM筆記本。我們已分不清生活中的哪些場景是“土特產”，而哪些又是“舶來品”，洋人的乒乓球成了國球；而中國餐館則讓洋人領略了什么叫“食文化”，并不是要穿著長袍馬褂，唱著京劇才算保存了民粹，穿著牛仔褲喝著可樂寫“中國人可以說不”的難道不是滿溢著民族激情和以更合理的方式迎接全球化？

　　全球化正在催生怎樣的未來？

　　全球化的浪潮會將我們帶到何種彼岸？難以預言卻值得反思。目前的全球化帶有明顯的強權主導性，甚至“不過是重性恢復資本主義那種既是國際的、更是跨國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國家、傳統和民族統統踩在腳下，迫使一切都更家服從唯一的價值規律”的洪流[16]，但資本主義不是未來必然的，社會主義不是歷史給定的，而都是實踐創造的。社會主義已不是一種固定的計劃藍圖。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治理”，對社會主義來說，有助于實現人類的和平合作與可持續發展，加強“全球治理”將逐漸形成一定的規則體系。社會主義者在全球化中正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不期望新自由主義的“新思維”和“新鼓吹”，而轉向實際層面，要求各國在經濟上的平等發展、社會福利的保證和社會安全等。20世紀的兩位偉人對此作了也許不純是巧合的詮釋，列寧預言，民族之間各種聯系的發展和日益頻繁，民族壁壘的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標志著資本主義已經成熟，正在向社會主義轉變。而熊彼特則隱喻，如果資本主義的進化趨向于自己成為多余的東西，一種非常清晰而穩重的社會主義將幾乎自動地出現[17]。

　　我們不妨以馬丁.路德.金的一段舊演講結束心靈的冥思，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人類需要“全球化”：一個著名的小說家去世了，在他的文稿中發現一張未來小說的創作構思單，其中突出強調的是這樣一個主題：“一個嚴重分裂的家庭繼承了一幢房子，他們只好居住在這幢房子里。”一幢巨大的世界房屋，我們只好一起居住在里面──黑人和白人、東方人和西方人、非猶太人和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一個在思想上、文化上和興趣愛好上不適當地分裂開來的家庭，由于我們根本無法再分散地生活，所以必須懂得以某種方式共處。難以清晰闡述的某種方式，也許就是全球化的隱喻，反全球化者否定這種方式存在的可能，奴化全球化者則宣稱我們本是和睦的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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