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 偉

　　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關系長期處于混亂狀態，全球性的資本流動無常、債務惡化以及國際收支失調，都明顯地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自從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國多次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從十國集團通過《改革世界貨幣體系的報告》以來，發展中國家陷入更深的邊緣性金融危機中，不得不探尋重塑國際貨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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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基本架構的可能途徑。

　　一、回歸新金本位制的構想

　　出于對所謂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已經構成“倒金字塔”的疑慮，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貨幣時所導致的“金融霸權”的疑慮，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相信我們必須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軌道上來，并提出了所謂“新的金本位制”構想，即全球所有國家同時加入金本位制國家聯盟，來一致確定或同時變更其貨幣相對于黃金的穩定關系。據說這樣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全球福利增進，又克服了資本積累和世界經濟的虛擬化(Spencer,M；1995) 。持有該構想經濟學家既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也有一些發達國家的左派經濟學家，例如美國的哈羅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貨幣作為價值尺度自身必須具有價值，現行的信用貨幣體系只能導致人們對純粹信用貨幣的瘋狂追逐和進入資產的無節制膨脹；2、目前的黃金儲備數額巨大，足以保證以黃金為基礎的貨幣取得相當的穩定性；3、回歸金本位制度還意味著，發達國家榨取通過膨脹稅以及國際鑄幣稅的可能性被剝奪，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經濟國家主義，由于各國貨幣實際上是用黃金表征的，不存在利用名義匯率的升貶值來行"貿易或金融的國家保護主義之實"的可能(Shelton，J；1998) 。

　　貨幣體系的百年危機和變遷證實，向金本位制度的回歸幾乎不能解決任何問題。1、盡管在80年代以來，爆發了多次區域性金融危機，但是目前尚沒有一例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乃至崩潰。從歷史上看，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證世界經濟避免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威脅。例如古羅馬、中世紀的歐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徹底的金本位制下發生了物價漲幅在30倍以上的通貨膨脹；而世界經濟則在金本位制下于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間爆發的以金融體系的崩潰為導火索的世界性經濟蕭條(鐘偉；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對人類資源的驚人浪費，世界經濟越發達，所需要的純粹作為交易中介的全球黃金存量就越驚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資本全球化更為公正，但它卻注定要使全球經濟增長收斂于一個極限(全球可充當貨幣用途的黃金存量)，或崩潰于一個極限(這是指要么世界經濟的發展由于黃金資本的極度匱乏而崩潰；或由于人類技術的進步可以合成黃金而導致金本位基礎全部喪失而崩潰)。經濟金融化或虛擬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3、人類并非沒有進行過回歸金本位制度的失敗嘗試，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英國和1933-1934年的美國。 例如美國在羅斯福新政時期曾經部分地采納過所謂的"償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計劃，這種金本位制制度允許貨幣黃金官價進行周期性調整以穩定國家的物價水平，即當價格下降時以提高黃金官價而在價格上升時降低黃金官價，這時的金融資本國際化實際上是公開以犧牲其它國家的通貨穩定來換取本國的物價穩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較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金本位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公正性。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向金本位制復歸的實踐也說明，試圖重拾被拋棄了近半個世紀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國席勒研究所與高克斯國際勞工委員會在瑞斯頓通過的緊急呼吁書中提出來的。在呼吁書上簽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創辦人海爾格和烏克蘭國家議會議員那塔利亞等各國政界學界知名人士數百人、包括80位美國現任和前任議員、53位獨聯體國家的議員、17位拉丁美洲的議員、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國際工會領導人，以及來自歐洲、非洲和亞洲的政府首腦和知名人士。而持有類似于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觀點的，恐怕還包括諾獎獲得者，法國的阿萊，以及頗有爭議的美國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該吁書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機泛濫和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世界面臨生產衰退和大規模失業。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推行的所謂改革政策，給前蘇聯、東歐國家以及許多拉美、非洲國家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時刻有傾覆之憂，其政治、社會、軍事惡果不堪設想。2、由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已可能威脅到整個人類的文明，所以必須緊急召開新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世界各個主權國家需要采取聯合行動，破除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制，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進行全球性債務重組和恢復固定貨幣匯率制度。金融資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發達國家對國際鑄幣稅的壟斷，已經使外圍國家成為犧牲品，國際金融機構無權要求用人民的血肉來償還他們的債務。2、美元充當世界貨幣是極其危險的，“不僅對于一國的人民，而且對于全世界的人民，現在必須設法廢除國際壟斷金融機構強加給他們的金融枷鎖”。主權國家有權推行獨立的反經濟蕭條經濟政策，對社會基礎設施、工業和農業的大規模投資提供低成本的長期信貸。更為極端的恢復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議則要么聲稱全球進入廢止現有貨幣的緊急狀態(Larouche，L；2000) ，要么呼吁銷毀貨幣，重構新的全球管定匯率制和全球中央銀行(Shelton,J；1994) 。

　　上述構想似乎忽略了貨幣體系自身演進的歷史必然性及其進步性，無論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與否，它至少是導致了全球一個福利增量的出現；純粹譴責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并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將資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無可厚非，但是由于目前國際貨幣和經濟體系基本上是發達國家所壟斷的資本主義體系，這樣的體系勢必服務于世界經濟?quot;一超多強，貨幣體系的改革進程似也很難由發展中國家"呼吁"中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來解決。

　　三、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近來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往往還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銀行等的尖銳指責，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不能不和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聯系在一起。以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為代表，提出了重構這些國際組織的設想。鑒于這種思路往往寄希望于將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銀行，因此其理論淵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貨幣的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1982年麥金農的《貨幣穩定的國際準則》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標是保證開放的全球經濟的貨幣穩定，以替代在二戰之前就搖搖欲墜的金本位體系。但IMF和世界銀行一樣，是為美國提供全面控制而設計的，美國否定了全球中央銀行的設想，而代之以更弱的、處于依附狀態的IMF，以便于對它既實施控制，又和其它國家共同分攤責任。2、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IMF既沒有能力強迫發展中國家執行結構調整，并防止其過度聚舉債；也沒有能力要求操縱它的發達國家實施有效的債務減免方案。3、IMF雖然追求在最大公開化條件下，加速其重歸貨幣可兌換的目標，但它所提出的極其野蠻的解決方法是眾所周知的，IMF沒有真正的權威來穩定國際貨幣體系。而其它指責并不局限于IMF，甚至包括世界銀行、WTO、西方七國集團以及聯合國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薩米爾.阿明認為，改革方案應該包括以下內容：1、將IMF轉變為擁有真實的世界貨幣發行權的世界中央銀行，這種真實貨幣將取代美元，保證匯率的穩定，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在增長中調整"所需的清償能力。2、把世界銀行變成一種基金，使它能夠從德國和日本等吸收國際資本，并注入到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美國)。這種意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資本流動調節同時會迫使美國減少其巨額的經常項目赤字。3、檢討歐洲、日本和美國之間的金融政策協調，使之朝著允許匯率獲得相對穩定，并迫使美國調整其結構性赤字的方向發展。同時依據地區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關系來重建第三世界國家組織，從而消除正在進行中的全球單極化的消極影響。4、重建聯合國體系，使之成為政治和經濟談判的場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區的金融活動和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建立起來(阿明；1995) 。

　　以上構想的實質，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美元霸權、對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安，希望發達國家更多地分攤貨幣危機的損失等。但很明顯地，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處于霸權后體系，該體系中有霸則穩，貨幣體系背后也同樣是國力的對比(Cooper,N；1989) 。發展中國家更應該強調的，也許是貨幣體系中，強國和弱小國家權責的平衡，如何正確分享更多的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引導和發言權，仍然是有待爭取的遙遠路途。

　　四、國際貨幣的非國家化和組合商品化設想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認為，既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種種弊端與國別信用貨幣(尤其是美元)充當世界貨幣有關，那么最直接和最大膽的設想當然就是將貨幣非國家化，這種思路包括兩種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機構發行的競爭性貨幣，使貨幣與國家信用完全脫鉤。我們來看貨幣非國家化根治現行金融體制諸種難題的理由：1、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加深的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政府壟斷貨幣發行的弊端。從孟德爾、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謂貨幣法律限制學派，一致將貨幣定義為法律限定之結果， 政府將國內和國際鑄幣稅收入當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約貨幣發行的內在動力，政府對貨幣發行權的濫用和壟斷是造成貨幣體系脆弱不堪的關鍵。解決這些問題的捷徑就是貨幣發行的非國家化，即廢止國家發行貨幣的特權，由私人銀行來發行貨幣。因為非國家化貨幣具有自由競爭性，競爭將導致大多數具有私人貨幣退出流通領域，市場上將僅存信譽卓著的跨國金融機構所發行的非國家化貨幣，這種建議甚至沒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組合商品為基礎的價值貨幣，使貨幣成為純粹的商品本位貨幣。部分反對美元本位的經濟學家，除了象阿明那樣建議創造全球通貨以外，也有持商品組本位貨幣的。實際上早在1931年時格雷厄姆就已經預見到了這些缺陷并提出了貨幣的組合商品化建議。即人們可以用一組基本商品，例如鋼、銅(資訊 論壇)、煤、木材和小麥(資訊 論壇)作為貨幣基礎來發行貨幣，金融機構發行的組合商品貨幣來替代信用貨幣，將使貨幣從根本上喪失信用特征，而成為一種以實物資本為抵押的價值貨幣，自然現在貨幣體系就對所謂金融資產膨脹之類?quot;金融癌癥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貨幣非國家化來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治療方案十分危險，其實質乃是剝奪國家的任何鑄幣稅可能，轉而將這種鑄幣稅利益完全交付給市場約束下的金融機構，以此來完全消除國家可能從金融資本全球化中獲得的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這種理想主義設想之所以比現行的貨幣體系更為危險，是因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理念上，實際上自由以及市場機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貨幣非國家化改革的失敗意味著世界金融經濟的總危機，其成功則意味著具備發行世界貨幣資格的巨型金融機構的出現，這種巨型金融機構幾乎可以摧垮一切試圖對其本身進行監管的國家或國際組織，而這種"金融巨無霸"當然不大可能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

　　至于由私人機構發行以商品組為基礎的、具有全額實物資本抵押式的貨幣，其本身可能給貨幣體系帶來的問題遠多于其能解決的問題。不僅將使設置、儲備、保管這些所謂商品組的費用極度高昂；且一旦發生貨幣危機，由于作為貨幣價值基礎的抵押商品組構成復雜，難以分割和分配，實際上是不可能和相應的貨幣相兌現的，貨幣體系將失去對金融危機的幾乎全部自我調節能力。因此上述兩種方案在理論和實踐上難有希望。

　　發展中國家還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出了許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還有：1、24國集團簽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國際債務人(通常是發展中國家)和債權人(通常是發達國家)共同承擔國際貨幣體系危機的損失，以及擴大發展中國家在重大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參與權。2、世界經濟論壇第七屆東亞經濟高峰會提出的《危機地區方案》，意在整頓金融體系，加強全球資本流動監管，以及采取區域貨幣制度、徹底美元化、強化國際貨幣協調等等。總體上來看，發展中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要求在于降低匯率波動、增強自身清償力、強調危機損失的全球分攤等。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從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人類的貨幣體系一直在"無制度"中運行(陳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貨幣，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貨幣領域擁有強大的發言權的確于發展中國家不利，于防范貨幣危機不利，但迄今我們既未探索出，也沒有充分預見到可以取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更為公正和穩健的新世紀貨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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