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缺工，這都是不太準確、不太科學的叫法。

　　因為按經濟學的基本道理講，天下沒有招不到的工，只有給不對的工資。出現民工荒，肯定是工資給得低了。

　　所以更為準確、科學的講法是工資不升到一定程度就招不到工，或是民工工資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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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壓力。

　　民工工資上升的壓力何來？肯定是民工的供應跟不上工廠對民工需求的腳步。

　　以往無需加薪要多少有多少的日子過去了，現在是非得加薪到一定程度不可，否則就招不到工。

　　如果這是自然而然的現象，這應該是個好現象，是個福音，對民工來說是，對整個國民經濟來說也是。根據發展經濟學的一般道理，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會變得豐裕，勞動力會相對變得稀缺，國家的產業會由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減少對勞動力的使用，更多的使用資本，相應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會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會相應提高，勞動者的消費能力也會相應提高，市場會得到擴展，經濟會持續增長。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資本真的豐裕到使勞動力變得稀缺了嗎？真的到了減少使用勞動力的階段了嗎？

　　我以為還遠沒有到這個階段。出現不加薪就招不到工的現象不是勝利的征兆，不是資源稟賦結構優化的結果，相反是一系列管制政策的惡果，這些管制使它來得過早了。

　　中國人口眾多，而且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這可能是中國最大的國情。可以講，中國過去改革的成就就是把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了出來，經濟也隨之飛速增長，而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還是看能否把依舊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樊綱先生就經常提醒我們不要丟掉傳統產業，還要大力發展制造業，且不說這依舊是我們的優勢所在，就沖著這需要轉移出來的幾億農村勞動力也非如此不可。

　　但我們政府的一些做法卻似乎在減弱我們的這種優勢，阻礙勞動力的轉移。相對于以往禁止流動是一個進步，現在政府對于勞動力流動是鼓勵的。但政府似乎不相信農民自發的轉移流動也會有秩序，試圖通過政府的管理使得他所認為的“無序流動”變為他所希望的“有序流動”。但政府對這個選擇問題的判斷顯然是失策了，真正的選擇不是“無序流動”與“有序流動”，而是“流動”與“不動”甚至“回流”。

　　這里我想不厭其煩地引用周其仁先生的一段話來說明：1997年我們在中山市調查外地民工問題。我們知道這是珠江三角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基礎。大量內地廉價勞動力進來，獲得收入，對兩地的經濟增長都有貢獻。

　　農民工進來以后，廣東省的勞動部門增加了管理收入。

　　一個鎮的農民工管理費，可以收到每年400萬元之多。

　　這個收入水平在內地輸出勞動力省份的勞動部門看來簡直是天文數字，于是紛紛“覺悟”，派人跟到廣東，名曰“追蹤服務”，實質追蹤收費。結果農民打工必須“證、卡齊備”(就是同時要給輸出地和輸入地雙方繳納管理費)，還要每年注冊交費，否則就不合法。最后什么結果呢？那是在亞洲經濟危機前夕，1999年7月，中山市很多鞋廠有訂單，但居然招不到工人。政府部門在中間收取過多費用，農民工出來就不合算了。

　　看來“民工潮”解決了(勞動部門叫“有序流動”)，但廣東地區的勞動供給不足，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工廠或者減少接單，或者以機器替代勞動力，一方面產出品的市場競爭力下降，一方面總就業空間縮小，民工的收入增長被人為遏制。

　　周其仁先生講的是1997年的事，這之后，有了很多改進，但仍然不盡如人意。

　　像很多人注意到的一樣，這次出現的民工荒，主要的誘因一來是投資熱導致對勞動力需求的過快增長，二來是農產品<行情資訊 論壇 點評>價格的提高和國家減免農業稅以及對種植小麥、玉米等的補貼政策，減弱了勞動力轉移的力度，使得民工的供應突然減少。但這掩蓋不了長久以來的政府管理行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眾多因素集結推動的大面積“民工荒”現象的出現，處理的好應該是一個契機，也許還會變成一個福音。招不到工，又不愿加薪的企業勢必給當地政府以強大的壓力，要求其減少勞動力流動的中間成本。就看我們的政府能不能順勢而動了。事實上，對各地政府而言，這是個機遇，誰動的越早，誰就會對企業、民工越有吸引力，當地的經濟勢必越有競爭力。

　　據報道，7月中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會同財政部、公安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業部、衛生部、教育部、國務院糾風辦、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跨地區就業和進城務工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跨地區就業和進城務工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

　　我們為這樣的《通知》叫好。

　　面對民工荒，這是政府惟一可以做也應該做的。

　　(胡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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