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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新階層”對城市社會的挑戰
-魯寧
雙休日，閱讀剛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感觸最大的是，農民工已作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崛起于中國，它擁有2.1億人口，被命名為“新工人階層”，促使我把以往
一些零散的觀察所得串起來再思考。
社會群體與社會階層，從概念到內涵均呈質的差異。所指差異集中反映為后者的集體意識、維權意識、參與意識、組織意識非前者可比。對這些年特別是近一二年農民工的行為選擇作分析，人們已可分辨并把脈到其中的質變趨勢。
集體意識：據我在基層采訪調研觀察，東部許多發達鄉鎮，外來農民工人口已經多于當地戶籍人口，由“本地”與“外來”所形成的“雜交”，一度造成社會治安令人頭痛。自從這些年嘗試著組建“外來農民工協會”——試行外來農民工自我管理的辦法逐步推開，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融合加快，治安狀況明顯改善，本地人口對外來人口的認同度增加。一段時間下來，以地域劃分的各類外來農民工協會對會員行為的約束力顯現，漸成鄉鎮基層政權社會管理一個必不可少的好“幫手”。
維權意識：在浙江和蘇南地區，外來農民工協會替民工合法維權的作用日益凸現。單個企業的勞資糾紛，地方政府往往請協會參與協調。農民工工資集體談判作為合法維權新舉最早出現于浙江，但最初的推廣并不順利，自從有了外來農民工協會的參與，情形就大不一樣了。總體上，江浙一帶民營經濟背后的勞資關系(主要從拖欠工薪的角度觀察)要明顯好于國內多數地方。
當然，江浙一帶農民工的平均工資仍與多數地區相似，這些年一直呈整體下降趨勢，至于基本勞動保護的“短斤缺兩”現象則更為普遍一些。今年開春至今，東部幾個省份鬧起程度不同的“民工荒”，瞅著勞動力供求關系未變，許多人為此費解，愚以為，除了農業收益回升的因素，外來農民工維權意識的增強當視為重要成因，是一個應當予以看好的新趨勢。
參與意識：東部發達地區縣(市)這個層面，外來農民工總量已普遍超過本地務工勞力。他們在為棲息地創造財富的同時，主動參與當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熱情開始釋放。譬如主動要求參選縣鄉人大代表，擔任當地政協委員，入選勞模，訴求組建私企工會，擔任地方黨代會代表等等。另外，還有不少“外來妹”經競選當上了定居村的村婦女主任。譬如，一個紹興縣，700來個行政村，村婦女主任中的“外來妹”已超過10%。在江浙的許多地方，這類事已構不成新聞，從意識進步的邏輯關系看，一旦外來農民工潛在的集體意識和維權意識被激活，勢必激活他們的參與意識。
組織意識：首推農民工工會出世。去年9月中國工會“十四大”，首次將發展農民工入會寫進報告，首次把農民工定義為“工人階級新成員”。此禁一開，建筑業外來農民工組建工會勢頭最盛。以北京建筑業為例，今年元月首家農民工工會組建，到本月中旬，覆蓋面迅即超過八成。至于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私企建立工會的事，早在2年前就基本實現了“全覆蓋”。當然，究國內的總體現狀，農民工工會的象征意義還大于實體意義，改變“弱勞工強資本”的狀況——實現勞資關系的動態平衡，路還很長很長。
從群體到階層，由協會到工會，不管人們是否愿意承認，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作為“新工人階層”的崛起已晨曦初露，假如政策得當，這個“新工人階層”必成為城市化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建設者和受益者。相反，若政策失當，則會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果真如是，在特定的社會政經條件下，則會成為一股“反社會”的“破壞力量”……
由此，從勞動立法、社會保障、勞動力市場規制、民工子女教育、維權途徑、司法救濟以及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人權)的落實保障等各個環節，城市社會正無從回避地面臨著這個龐大新階層利益訴求和利益保障的挑戰。
生活在多元化的社會里，階層之間的利益平衡是社會和諧的前提，而社會的和諧從來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礎要件”。如此利害關系下，作為社會主流人群的讀者們，尤該從各自條件出發，為主張和落實農民工的國民待遇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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