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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國會
前些年回老家，總是行色匆匆。今年不然，一路走來一路看。不說別的，單說沈陽、成都兩地的出租車，就反映出了一些問題。
沈陽的出租車，基本上清一色的桑塔納。成都的出租車，車型很雜，但夏利車居多
。不同檔次的出租車型，是不是反映出成都的經濟落后沈陽很多呢？事實不是這樣。成都和沈陽兩地人均收入差別不大，吃住等生活條件差別也不大，經濟的差距應該不大。返回沈陽的時候，我特意問了一些出租車司機，司機們回答是：沈陽的桑塔納出租車是政府硬性的規定。
桑塔納價格近于夏利的兩倍。無疑，其它條件相同，沈陽出租車的里程均衡價格要高于成都出租車的里程均衡價格；相應地，均衡的交易數量也要小于成都的均衡交易數量；其它條件相同，沈陽出租車的數量少于成都出租車的數量，打車人次也要少于成都的打車人次，人們只好選擇坐公交等替代方式。
由于政府的干預，在沈陽，人們或者減少交易量，或者以低效率的方式替代高效率的方式。也就是說，當地政府干預提高了人們在沈陽生活、工作的成本，政府干預是造成經濟交易費用高的直接原因。
但政府的這種干預經濟方式，是不會有好結果的。要知道，在正交易費用的世界上，做大蛋糕并不必然地意味著自己分得的那一份會大起來；做小蛋糕也不必然地意味著自己分得的那一份會小起來。
筆者長期從事經濟研究，發現造成經濟交易費用高的原因有三：一是私產的界定和保護不好；二是法治不力；三是政府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介入具體經濟活動過多。
因此，要避免經濟的高成本交易，政府的職能應該調整為：一是界定和保護產權；二是推行法治；三是提供某些公共產品；四是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
為什么要把“界定和保護產權”放在政府職能的第一位呢？人有促進生產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面，但也有增加交易費用和減少社會福利的一面。經濟學原理之一的“經濟人假設”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也可稱“實利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私利。出于對私利的追求，人們可能坑蒙拐騙、損人利己，這會增加經濟的交易費用。因此對產權明晰化，并切實保護它，就能減少因產權不清而造成的交易費用提高。從這點來說，政府尤其應注重保護私有產權。
但是，只靠保護私有產權就能降低交易費用嗎？答案是否定的。在現代社會，市場經濟以非現貨交易為主，并且跨越的空間范圍很大，僅靠聲譽機制很難確保交易的正常進行。現代市場經濟通常要借助第三方來協助執行合約和完成交易，這個第三方不是別的，正是法治。
私產、法治不是市場運行的結果，而是市場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這個前提條件是需要政府來創造和維持的。所以，經濟的交易費用高，歸根結底是因為政府沒有履行好自己職能的緣故。政府介入具體經濟活動過多，難免會破壞私有產權；政府介入具體經濟活動過多，法治也很難推行。
最近又有某市以政府名義下發文件，硬要將國家明文規定的出租車報廢時間由8年提前為5年，其結果自然是政府搬起石頭砸了政府自己的腳。
出租車的問題，似乎只是一件小事，但一葉落而知秋寒：政府在這方面干預經濟，在別的方面一定也會干預經濟。莫里斯證明擁有信息的人應該獲得信息租金；同樣的，擁有權力的人也是要獲得權力租金。要避免政府干預經濟而出現的權力租金問題，當務之急，還是政府的職能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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