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　藍

　　提　要　沿海企業因成本全面上升和資源分布格局的變化開始向西轉移擴張。這對于缺乏投資而改革與發展滯后的內陸地區有促進發展和改革的雙重意義。沿海由此為新產業發展讓出空間，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中西部則因要素注入而得以加速企業改革和發展，縮小中國區域發展差距。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和角色均應作調整，以方便和鼓勵產業向西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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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沿�！∑髽I　資源　成本　轉移　中西部地區　發展　改革　收購/兼并

　　分　類　中圖法　F2

　　1　沿海要素轉移與企業成本上升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公司通過產權購并而實現資產擴張。其中突出的特點是，沿海優勢企業向中西部的擴張。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5省區與東部省份以資產重組為特征的企業間合作項目就達4 000項左右，協定金額135億元。上海工業企業在1996年的100項東西合作項目中，控股和參股者就達91項。青島啤酒(資訊 行情 論壇)出資控股西安漢斯啤酒；海信控股貴陽華日；深圳康佳在東北、華北的參股、購并等。其中也包括了中國產業重組而產生的產業西移，如蔗糖業由廣東向廣西、云南的轉移；上海粗紡業向新疆的轉移以及國家紡織總會安排的沿海2 000萬錠紡紗能力向中西部的遷移等。值得注意的是，沿海的鄉鎮企業也出現在向西轉移的行列之中。

　　這種現象出現在90年代有其必然的原因：①相當多的上市公司資金充裕，非上市公司中發展迅猛者都需要更大的發展空間;②新的企業改革政策給非國有部門的發展開辟了空間，也給優秀國企提供了擴張的機遇;③政府對計劃價格的放松和基本廢除，使要素成本上升加速，競爭加劇，對高物耗、高能耗、勞動力密集企業產生很大壓力。低效產業因為出現總量過剩而面臨重組，給優秀企業的擴張提供了目標。

　　產權購并和要素西移有深刻的區域經濟失衡的背景。因為，企業成本的劇烈上升是沿海企業向外地遷移的主導動機。

　　深圳三來一補型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大量遷出深圳，在1995年1月，導致深圳市廠房閑置255.6萬m2，閑置率達30%左右，可見其產業向外遷移的規模。上海情況也類似，為此，計劃到2000年投資150億元，將上海傳統工業向外地轉移20%，為新產業發展騰出空間。同時，為恢復上海產品在國內市場的份額，將產業向外地擴展，要讓大集團外地的資產占總資產的15%，其在外地市場的銷售額占在滬銷售總額的10%。這些措施，預兆著中西部會得到來自上海的資金技術轉移。為降低發電用煤的運輸成本，山東電力集團在山西潞城合資興辦魯晉王曲發電公司，總投資額77億元，山東各方占75%，山西各方占25%。所發電力通過 電網東送進入山東電網，從而改變了山東以往靠長途輸煤發電、發電成本高的局面。而山西則以1/4的投資和自己的原料，就獲得了一個大電廠的就業和稅收。沿海粗紡業幾乎全行業虧損，不得不整體向中西部遷移。

　　企業成本上升而造成的問題，絕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所以沿海的高物耗和高能耗、勞動力密集產業開始遷移到成本低的中西部經營以減輕壓力。

　　2　成本上升與我國資源分布格局

　　沿海企業陷入這種成本高漲的困境是有其經濟地理和體制原因的。

　　從資源分布來說，沿海地區經長期開發，資源已近耗竭。據深圳國有資產辦公室主任李黑虎研究員和甘肅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述實研究員的調查，沿海省市產業中能源和原材料工業所占比重在10%至30%之間，而中西部地區則多在50%以上。

　　鋁(資訊 論壇)、鉛、鋅、錳、錫、鎳、釩、鈦、鈷、稀土等礦產產自西部省區的比重在33%至98%不等，除鋁之外，其余均在50%以上。煤炭資源主要分布在黃土高原至天山山脈一線以及西南的貴州，僅西北5省區及內蒙古的煤炭資源就占全國預測儲量的60%，而新疆煤炭的遠景儲量達16 000億t，占全國的37%，居全國第一位。在水電方面，從中國的第一臺階青藏高原到第二臺階云貴高原和黃土高原的落差大，河流比降大，水能資源極為豐富，儲量達57 998萬kW，占全國的85.5%，可開發的為29 091萬kW，占全國的81.4%。全國規劃中的十大水電基地，有7個在西部，共包含58個梯級電站。

　　在農牧資源中，新疆的棉花(資訊 論壇)和甜菜，廣西、云南的甘蔗，內蒙、青海和新疆的羊毛，云貴高原的煙葉，云南、廣西的橡膠及亞熱帶資源，對中國輕工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糧食生產格局，在90年代初長江以南14省區產量占58%左右，而到90年代中期，這一比重下降為54%左右，從而導致南糧北調的格局完全逆轉。

　　在石油工業方面，大西北的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連連發現大型油田和氣田，使大西北成為中國石油工業21世紀的希望。

　　相形之下，東部沿海資源狀況就極不樂觀。江蘇省原領導人陳煥友指出，90年代初，江蘇的工業物資，如煤、鋼、木材等均靠從外地調入，國家計劃調撥量僅分別為20%、10%和3%，其它要靠市場調節;無錫、蘇州一帶工業發達地區所需原材料的95%以上要靠從外地購入;浙江、福建和廣東概莫例外而尤甚。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采取低價調撥中西部原材料的方式滿足東部加工工業需求，產業布局的區域分工特點突出：沿海以制造加工業為主，而中西部以資源產業為主。資源產品的國撥價與國際市場價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資源生產和資源利用的地理格局錯位。

　　以甘肅為例，1993年其加工工業與能源原材料工業的比例關系大約為2∶8。因為在1952～1980年的28年中，在甘肅工業化過程中所獲的中央投資中，原材料和能源工業的大中型骨干項目與非重點的中小型項目之比大致為3∶1，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輕工業比重僅為4.52%。中西部其它省區的產業結構狀況與此大致相同。

　　這種格局突出中西部資源豐富的區域優勢，與沿海的加工業形成了明顯的區域分工。這本無可厚非，只要價格體系并不太歧視資源類初級產品。但是正相反，據統計，就是改革開放以來這十余年中，甘肅所產原材料90%以上被指令性低價調往省外；同時，又不得不以市場價調入外地的輕工業產品和消費品。這種雙重利益損失在甘肅就達數百億元之巨。僅在1989年，甘肅的煤炭、石油等產品外調，低于市場價格的差額就達12億元。青海省情況與之類似。

　　價格扭曲使資源企業的帳面利潤很低，卻使東部加工業獲得無形轉移而來的利潤而使帳面回報率更高。在統收統支、虧損由國家全額補足的計劃體制下，東部與中西部均相安無事。但是在改革開放后，各省市區對中央財政“承包”后，利益驅動加上下游價格政策的松動，沿海的制造業就迅速地膨脹起來。而中西部原材料和能源產品價格卻仍被國家嚴格控制。不同的贏利水平，使區域發展的差異明顯擴大。

　　這種狀況，在東西部經濟相互依存的前提下，造成了明顯的有害結果：

　　(l)中西部資源的供給彈性無法迅速改善，難以滿足沿海地區及中西部自身日益擴張的需求。其最突出表現便是90年代以來，原材料價格的持續上漲。1993年，中國企業的燃料動力和原材料的購入價上升30%，農副產品收購價上調12%。當年糧食、煤炭、鐵路運輸、原油、航空、煙草等行業的價格管制均有不同程度的放松。

　　(2)中西部農業部門比重高，非農部門比重低，工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剪刀差本已使這一區域居民處在不利地位，再加上原材料與制成品相比所蒙受的不利貿易條件，中西部市場容量的擴大更受到進一步的限制，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3) 中西部資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區和高回報產業，進一步削弱了中西部的發展能力。 　　(4)中西部各類人才因缺乏發展就業機會而流往沿海，一方面使中西部發展更受影響，另一方面又使沿海社會基礎設施承受了巨大壓力。不過，勞動力的供給對沿海抑制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增加中西部國民收入有積極意義。

　　沿海政策優惠使中西部投資環境相形見絀。1979～1991年全國批準設立外資項目41 998個，其中沿海12省區共占37 665個，占89.7%。內地僅占3 973個，占9.5%。據統計，外資項目涉及到上游產業的，僅占25%左右，而75%集中在下游制造業。這也反映受價格控制的資源、原材料工業阻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作的外資的進入。1991～1995年中西部18個省區所得外資投入僅占全國的8%。中西部的交通、通訊、勞動力素質、生活質量、政策環境等明顯使投資成本增高，抵消了地租、原材料和勞動力帶來的成本低的好處。這是中西部投資環境利于吸引外來投資者的重大缺陷。

　　價格扭曲使中西部的上游產業得不到足夠的贏利來彌補成本；廉價的能源和原材料又使沿海加工業產生高能耗、高物耗的浪費。其結果是，東部工業再浪費，因資源價格低而仍能贏利；而中西部卻很難維持企業的簡單再生產，只能依靠中央的巨額補貼支撐，更無法增加開支以改善自己的投資環境。在計劃價格體制未有根本變革情況下，地方和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便意味著各自按扭曲的價格信號行事：東部利用優勢而擴張加工工業能力，需要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中西部省區不甘原材料和能源被廉價調走，竭力擴大加工工業，以消化自產的原材料和能源，以期獲取更多的加工增值。至于贏利少、甚至虧損的原材料和能源產業，除非絕對必需或中央指令，中西部政府不愿多注人投資。

　　于是，相對于擴張中的加工工業能力，原材料、能源等部門總是增長乏力，求大于供而價格上漲很快，成為限制沿海制造業及其它部門發展的瓶頸口。以犧牲中西部發展為代價的發展戰略終于影響到沿海發展。在農村，由于扭曲的工農產品比價，導致農村收入增長緩慢，務農機會成本急劇上升，使國內人口最大的市場不能滿足城市工商業擴張所需要的市場容量需求。1990年占全國80%人口的農村市場，其零售量僅為全國的53%，90年代后期情況基本未變。如果西部和農村因發展較快而貧困緩解，沿海市場因購買力不足而出現的疲軟現象又何至于出現呢？

　　3　中西部改革發展與沿海要素西移

　　中國中西部發展的緩慢，其表面原因是缺乏要素注入。實際上，改革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發展滯后。推行改革開放以來近20年，中西部的經濟結構雖然有所改善，但是與東部沿海相比，顯然很不夠:①農牧業等傳統部門所占比重仍然很高。非農產業在農村產值比重方面偏低，1992年全國平均為64.2%(1985年為42.9%)，而欠發達省區的比重均低于全國平均值;②國有企業在工業經濟中占的主導比重沒有顯著下降，有的還略有上升;③在產業結構的調整方面中西部也顯落后，而中國經濟改革在這方面的最大成功，便在于增強了面向市場的消費品工業。

　　因而，中西部的發展及其加速，前提在于銳意改革。發展有賴于要素投入，而中央不可能大量注資，外資不會大舉進入，中西部自己也缺乏資金。只有沿海資金技術向中西部的轉移可以利用。但是中西部改革如不能深入，這些資源也無法有效利用。

　　如何認識產權購并和要素西移與區域經濟差距的相互關系，無疑對深化我國企業改革，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和布局有重要意義。

　　欠發達地區借助產業在區域間轉移的機遇而加快發展，同時為發達地區產業升級而開辟新空間的雙贏案例，在東亞和東南亞就有若干：二戰后從50年代末起，日本產業轉移帶動“四小龍”的發展，日本則能專注于電子的高科技部門的擴張；“四小龍”為降低成本而在70年代向東盟國家及其中國沿海轉移玩具、電子產品的生產和組裝及制鞋、服裝等產業，這也拉動了這些國家、地區的發展，“四小龍”則將其產業結構升級而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

　　關于中西部與沿海發展差距的擴大，國內的學者和官員多援用“倒U字”理論來論證其發展趨勢，認為以往國際上若干國家的區域差距在擴大之后，又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小。因而還應先加快沿海發展，然后是先富幫后富，達到縮小差距的目的。

　　然而，若聽任市場力量自發產生作用，區域差距很少有可能會逐漸下降。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差距，積戰后數十年之強力干預(意大利政府以及歐洲共同體區域發展基金和區域政策的刺激)，南部的發展有了相當改觀，但南部在主要社會經濟發展指標方面，仍大大遜色于發達的北部。且不提意大利政府對南部強化投資而做的極大努力，僅歐洲共同體在1975～1985年中，就把對歐共體所有國家的歐洲區域發展基金撥款的30%以上投在了意大利南部。直到1985-01-01起才將比例調低。即使有如此巨量之投資而使意大利南部經濟結構有了全面改觀，小企業減少而大企業增加(小企業雇傭人多)，其生產率仍只有北部的70%左右；南部在經濟上對北部的依賴仍然很強，資金、技術和設備均需要靠北部解決�？紤]到意大利這一經典例子，中國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措施干預，“倒U字”趨勢又怎能自動出現而使區域發展差距得以彌合?

　　優勢企業希望通過購并來擴張和沿海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給這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機會。企業購并和要素西移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替代了政府投資。西部企業被本地或外地優勢企業參股、收購或兼并。對優勢企業來說，是節約了基本建設的時間和精力而馬上獲得生產能力和勞動力、管理人員以及營銷渠道；對本地企業和政府來說，是為配置不當的資源作新的有效配置，使資產在流動中獲得保值甚至增值。這種購并活動有助于企業制度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結構的改造。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干預發展的主要作用就在于通過改善該地區的交通、通訊、能源、教育等經濟社會基礎設施，完善立法等手段來改善投資環境，方便外地投資者的進入。

　　從近年的中西部發展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和能源建設等方面已有了良好開端：

　　溝通華南沿海與西南腹地聯系的南昆鐵路建設；給四川盆地多提供一個出海通道的內昆鐵路重新上馬；南疆鐵路向喀什的延伸，給富饒而閉塞、開發不便的南疆注入活力；西安到安康的跨秦嶺鐵路將給西北路網增加一條南下通道；寶雞到中衛的鐵路既給貧困的西海固發展注入活力，又方便了工農業和資源能源業發達的河套地區的對外交流。

　　在西南和西北的許多大中型水利、水電、火電項目，青海和新疆油田的進一步開發，蘭州—西寧—拉薩光纜、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國際光纜的鋪設等將大大促進西部的發展。所有這些都將有利于要素流入中西部而促進資源的開發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在企業層次上，將中西部國企向外地投資者開放，從而引入新機制和技術、產品、資金來改造現有國企，激發企業活力，各地方政府都開始了不同的嘗試。要素向西轉移而引發產權流動，產業改組過程也在不斷推進。

　　常州常柴公司與萬縣三峽柴油機公司合資組建常柴萬縣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鹽城燕舞集團在萬縣合資建立兩條收錄機生產線;上海白貓有限公司與四川五一日化實業公司在萬縣合資組建白貓(四川)有限公司，上�？毓�55%，年產量將達到8萬t洗衣粉，而五一公司原來產量不足1萬t;而上海與石河子合資的新申紡織公司則是改造石河子一家現有國企按現代企業制度注冊成立的新型企業;上海毛毯廠與云南大理毛紡廠合資，技術改造后生產上海轉移來而仍有市場的產品。

　　三峽庫區企業因淹沒而搬遷的過程造就了當地企業重組、產權流動和技術改造的機會：浙江娃哈哈集團接收了涪陵三家幾乎停產的企業，使其扭虧為贏。榨菜集團有21家工廠，3 744萬元資產被淹沒，經過重組，改為9個廠而形成專業化生產和協作。

　　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都牽涉到中西部產權，尤其是國企產權的流動。它在微觀上使企業制度得以改造而形成按現代企業制度組建的新型企業；在宏觀上有助于調整過高的國有部門比重；同時還能促使中西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及技術改造，從而提高生產率，加大了面向市場和消費者的產品的生產比重。

　　沿海的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經過改造才有了目前這樣的活力。中西部要加速發展，走這條路是歷史的必然。在如此的區域經濟格局下，中共十五大對企業改革的新方針無疑對促進中西部的發展和國有部門的改革有積極的意義。

　　企業布局的配置，一般循靠攏市場或靠攏原材料產地的原則。沿海企業向中西部轉移，可以認為是從靠攏市場轉移為靠攏資源。優勢企業到中西部購并產權和沿海要素向中西部轉移將有助于激活中西部國企的活力，促進非國有部門的發育和擴張。中西部加速發展走這樣一條路比較可行，其改革與發展滯后的問題一攬子解決也就有了可能。

　　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的角色是完善立法并制定出符合情況的區域政策和產業政策，以誘導沿海資金技術至最需要這些資源的地區和產業中去，如給向中央指定的中西部區域轉移要素者提供優先貸款或減免稅收。而地方政府則應堅持司法公正，堅決保護外地投資者的利益，并將吸引外資的相關優惠政策轉用于吸引東部沿海的資金技術。否則，中西部的資產就很難流動，無法成為沿海要素企業易地經營的合作對象。要素如果不能大量流入，中西部與沿海間的區域差距就難以利用這種產業在區域間流動所帶來的機會來控制。這樣的話，便會放任區域差距的繼續擴大，以致影響國家社會經濟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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