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荊(北京)

　　在漢語中，“寡頭”是個貶義詞。1997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對其的釋義很簡單：寡頭指的是“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少數頭子”。當一個人被稱作“頭子”的時候，不用說他一定是壞家伙。因此，在漢語的語境中，但凡說到寡頭，就自動地為某個人或某些人標上了壞蛋的標簽。比如受到廣泛談論的俄國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的寡頭，在漢語語境里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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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偷盜國家財產、呼風喚雨左右政權的權力掮客。他們貪得無厭地追逐個人利益，像章魚一樣纏繞在國家的肌體上，他們是人民公敵。

　　在西方的語境里，寡頭并沒有漢語里標簽化的含義。從古希臘語演變而來的寡頭(oligarchy)，最初指的是一種政治體制，它不同于君主制和獨裁制，也不同于民主制。這種政治體制的普遍趨勢是財閥統治，在這種體制中，權力和特權以財富為基礎。《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指出，在19世紀和20世紀期間，上述意義上的寡頭也很少使用了。寡頭不再作為一種政治形式來探討和分析，而主要是政黨和大型組織中的一種管理方式。米爾斯有一句名言：“言組織者必言寡頭制”。他認為存在著一個寡頭統治的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民主組織最終不可避免地要服從其領導者的利益。

　　俄國的寡頭并不這樣簡單。在葉利欽時代開始昌盛，到普京時代，成為重點打擊對象的寡頭究竟是些什么樣的人呢？很長一段時期，他們被一些道德化、意識形態化的詞藻弄得面目全非，公眾不太習慣深究這些被認為擁有巨大財富和影響力的大款們，似乎給他們貼上一個標簽就夠了。在中文出版界，一直沒有一部重要的著作，來全景式、客觀地描寫他們的崛起和衰落。現在，由于美國記者戴維.霍夫曼《寡頭》一書中文譯本的出版，這個遺憾被消除了。

　　對中文讀書界來說，閱讀此書首先需要清洗掉《現代漢語詞典》施加的先入為主之見。寡頭并不是壞“頭子”，而是一些在大崩潰和重建時代參與了新制度形成的商人。他們參與了對國家神器的爭奪戰，并試圖在正在形成中的神器上按上自己的手印，至少享受一下摸一把的感覺。而就在不久前，他們都被制度化的隔離層分隔在不同的空間里，忍受貧困，顯得冷漠而無助。

　　由于特殊的轉型方式，他們一度看起來真有可能把國家俘獲。但是，他們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抵制，這些抵制來自于各個方向，政權機關、強力機關、普通人民、黑社會、還有他們自己。國家按照其邏輯，一步一步地把他們逼到了在正常時代應當占據的空間里，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的遭際有時令人同情，在日益強大起來的國家機器面前，他們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到該書中文譯本出版的2004年，當初那幾位最紅火的寡頭，幾乎都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他們創建的商業-媒體帝國，紛紛崩潰，一如蘇聯的崩潰。

　　霍夫曼描述了寡頭的崛起和衰落。他的獨到之處，在于沒有陷于這個題材的作者很難繞開的公式化迷陣，而是通過對每位寡頭與其他力量的具體沖突，繪制出了一幅寡頭興衰的全圖。他們的命運如此相似，而經歷卻又那么的不同。他們勃起于同樣的年代，“那是一個夢想無限、熱情膨脹的時代”，“那個時候，意志、欲望和動力絕對能解決一切問題”。

　　霍夫曼顯然把寡頭的興衰視作悲劇，而不是喜劇。所謂的悲劇，指的是，命運沒有按照個人的意志、夢想、熱情和動力所給出的方向前進，而是受著某種必然的看起來完全是外在的力量所驅使，最終走向了完結。對于這些寡頭們，這一必然的力量，來自于俄國轉型的特殊道路。從蘇聯廢墟上誕生的葉利欽政權，沒有采取暴力方式重新組織新的國家體制，而是采取了“和平贖買”的政策，一大批蘇維埃官員和平地轉軌成“新俄羅斯人”。葉利欽的這種政策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政權的軟弱性：和平地“收購”對政權的支持，意味著對其他的政治上的競爭者和背叛者喪失約束力。不同的勢力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收買支持者，而國家政權則淪為眾多集團中較強大的一個。利益集團之間很少有一致的時候，他們不妥協地展開利益爭奪，國家成了他們的人質。

　　在葉利欽時代，寡頭們在爭奪國家時，給人一種與國家勢均力敵的印象，葉利欽有時也要請求他們“高抬貴手”。書中描述了古辛斯基所面對的“科爾扎科夫的克里姆林宮暴徒”。科爾扎科夫是葉利欽的衛隊長。葉利欽政權在面臨來自古辛斯基的挑釁而勸說又無效時，只有采用匪徒們才采用的辦法，帶著面罩，跟蹤，謀殺等等，對付古辛斯基。而古辛斯基的保安首領，則是原來克格勃的高級官員，他還能動用國家的力量來保衛來自另外的國家力量的侵擾。這說明他們的權勢確實很大。

　　但是，這并不是說葉利欽政權就是寡頭政權。政權有自己的意志，而且處處在顯示自己的意志。幾屆俄羅斯政府都試圖擺脫大資本的影響，葉利欽本人也盡可能同那些寡頭保持距離。1996年之后的葉利欽時期的政治，很大程度上要由政權與寡頭的斗爭來解釋。而且政權的軟弱往往被夸大了。相比而言，寡頭還是弱者。面對政權，他們采取的手段，更多的不是要挾，而是賄賂。

　　普京上臺以來俄國的現實顯示，國家取得了勝利，政權戰勝了寡頭。該書的結尾講了一個故事：2001年7月18日，就職總統一年以后，普京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一個記者向普京問起別列佐夫斯基，普京嘆了口氣后回答道：“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他是誰？”

　　他是誰？一年前普京比誰都知道這個人。誰都知道，在把普京送進克里姆林宮的戰斗中，寡頭中政治能量最大的一位，別列佐夫斯基，全力支持普京以保持“權力的連續性”。就在一年前，當別列佐夫斯基與新總統發生爭執時，普京這樣對這位寡頭說：“你當時是把我推上總統位置眾多寡頭中其中的一位。那么，你還抱怨什么？”

　　別列佐夫斯基無言以對。

　　這就是他們的命運。

　　這是一場悲劇。這場悲劇的主題是財富和權力的斗爭，最后是權力取得了勝利。大體上可以說，這部書是權力戰勝財富的歷史。作者在重現這場悲劇時，幾乎沒有偏見。他梳理出的邏輯是可信的。這是一部一旦閱讀起來就很難讓人放下的書。描述我們這個巨大鄰國轉型的著作，已經有很多，但是這或許是最好的一本。如果霍夫曼早些寫出這部書就更好了，如果中文譯本更早些出版就更好了。如果我們把俄國視作是中國的鏡子，那么，我們需要早些站到這面鏡子前，以校正我們自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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