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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藍
兩會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說，中國今年約有2400萬城鎮人需找工作，同時還有2.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要分流到工業和服務業。政府2004年的能力大概只能讓1400萬城鎮失業者就業，2.5億農村過剩勞動力也只有1億人左右能在城里找到工作。聽著好像很謙遜，實際上要是能夠做到這些目標，讓上億人獲得就業機會，這已經是全球最高難度的工作了。比如，最近出了大亂子的海地，全國人口才500萬人不到。巴西在上世紀70年代前期不過1.1億人。匈牙利全國是1300多萬。這就是說，中國政府齊心努力而達到的就業量，
動輒是某些國家全國人口的總量。
這些目標要達到是有難度的。不說個別地方政府那些所謂“騰籠換鳥”對民工的歧視性規定(解雇民工而讓城鎮失業人員上崗)和戶口戶籍等門檻。首先，因歷史原因，現在城鎮失業人口以40、50年齡段的為主。他們多是該上學的時候下了鄉，該成家立業時才回城有了工作，正當壯年時因企業出問題而下崗。因受教育年限少，就業彈性小而導致了城市有工沒人能做，有人沒工作做的情況。
農村基礎教育普及比城鎮差得多，特別在西部。這表現在進城務工的民工受教育年限上，是以小學初中畢業生為主的棗核狀。農民受教育程度越低，能夠從事非農產業的技能就越少。云南41個貧困縣早些年作的調查表明，貧困縣經濟結構難以調整，農民收入難以提高中的基礎性和結構性的困難，就是文盲和半文盲為主的貧困縣農民，基本不具備從事非農產業的技能。他們即使進了城，也沒有在城市就業所需要的一技之長，只能從事粗笨而無需技巧能力的工作。而這種勞動力在城市本身都是過剩的。珠江三角洲勞動力市場2004年缺乏嚴重的是技工，不是只有力氣的壯工，全國其他地方都一樣。
這就是說，即使當地的服務業或公司、工廠等提供了就業機會，在本地也難以招募到合格的人手。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機構對全國28省區262個村莊中3667戶農民收入做過調查。其結果表明人均收入與戶主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小學畢業的戶主人均收入385元；初中畢業者為466元；高中畢業者為555元；大專畢業者達756元。教育與生產效率和收入直接相關。
現實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義務教育困難越來越大，收費上漲讓許多農家子弟上不起學。這情況延續下去的話，貧困的惡性循環就啟動了。
前輩陶行知、晏陽初等都非常重視鄉村教育和為鄉村培育人才。現在的彌補辦法，是發展鄉村職業教育。近年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教授也走上這條路。他退休后在北京辦起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諧音“扶貧”，宗旨是免費培養剛進城找工作的農村姑娘婦女護理嬰兒、病人和從事家政服務的技能。全國城市社區服務崗位空缺達1100萬個，大規模開展職業教育和培訓，完成上千萬人的就業目標不難，這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而持續發展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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