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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子
最新的統(tǒng)計報表顯示，今年以來我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現(xiàn)金收入都有所增長。與此同時，最終消費率卻仍呈下降之勢，是近20多年來的最低點。消費是收入的函數(shù)，雖然制約消費的因素很復雜，但最現(xiàn)實也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增速。這當中，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問題，尤其需要引起更大關注。
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崗職工、退休職工、進城務工人員和大部分農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錢袋最癟、競爭能力最弱而又最不應忽視的群體，如果加上勉強擺脫衣食困擾的更低收入者，這個群體更龐大。在消費上，低收入者大多還處于溫飽型、生存型消費階段，恩格爾系數(shù)偏高，與開始追求發(fā)展型、享受型消費的中高收入群體截然不同，一些常見的耐用消費品在城市商店滯銷，而低收入家庭的擁有量卻很低。這幾年，居民消費結構加快升級，消費新熱點不斷涌現(xiàn)，然而城鄉(xiāng)消費、發(fā)達地區(qū)與中西部地區(qū)消費、高收入人群與低收入人群消費的差別逐年擴大，當購房、買車、旅游、休閑等漸成消費時尚，進城打工的吳運海舍不得帶孩子吃一次肯德基，雙雙退休的王喜明老兩口只能買些便宜貨，廣西村民李盛佳一家4口人一年開支才幾千元，生活在上海的下崗工人楊琪從不逛街……
低收入群體有消費需求，也夢想奔小康，甚至可以說，這些人是邊際消費傾向最強的，因為他們有太多的消費空白。歸根到底，低收入者的消費癥結，不是需求不旺，不是“有錢沒處花”，而是“想花而缺錢”，是改革不夠到位而造成的收入增長過慢。比如，大批下崗職工不得不依靠尚不健全的社保體系支撐，家庭收入增量不足，有的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負增長，對大宗消費品的購買力有待積累和培育，抑制了城鎮(zhèn)居民整體消費勢頭上升；而對于原本人均純收入起點就低、基數(shù)極小的農民，盡管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力度持續(xù)加大，減負讓利初見成效，但農民收入增長趨緩的狀況仍很普遍(特別在中西部農村)，加上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基本沒有改變，農業(yè)人口城市化步伐滯后，使?jié)摿薮蟮霓r民消費需求無法痛快釋放。況且，城鄉(xiāng)低收入家庭還面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一系列難題，據(jù)調查，教育支出已成低收入群體最大的一項被動性支出。錢有限，收入預期不確定，低收入者即使有這樣那樣的需求，也難以轉化為即期消費，他們更多地會選擇緊縮開支、謹慎消費，或者把僅有的一些可支配收入變成儲蓄存單。
我國消費需求既有總量原因，也存在結構性原因。擴大消費需求，首先不要忘了眾多低收入者。在當前形勢下，相關改革應充分考慮到社會承受力，不能把占多數(shù)人口的城鄉(xiāng)低收入者應有的收益“改掉”，更不能采取“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短期措施。應當不失時機地出臺有關政策，繼續(xù)促進居民特別是農民和城鎮(zhèn)低收入者增收，有效提高全社會平均消費和邊際消費傾向，包括強化貨幣和財政政策對就業(yè)的傾斜，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多種方式提高農民收入，加快農村稅費改革進度以及降低城市化門檻，減少農業(yè)人口比例等。只有激活廣大低收入者的消費，提高消費率才有厚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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