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處在關鍵的調整時期。世界經濟越來越依賴于美國經濟，但美國經濟至今仍沒有顯露出強勁復蘇的跡象。本文試圖重新思考美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下中國的對策。

　　中美貿易：互補性很強但前景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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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美國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從1994年到2001年，中美貿易總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16%，其貿易總額僅次于中日貿易，相當于中國與整個歐洲的貿易總量。

　　在中美貿易關系中，美國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已經成為兩國的一個矛盾。據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 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逆差國，逆差額達到838.33億美元。另一方面，從1994年到2001年，中美貿易累計為中國提供了1444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平均每年大約為180億美元，占這段時間中國貿易順差的74%，僅次于中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尤其近兩年來，中美貿易順差甚至超過了中國貿易順差總額。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分別與其國內宏觀經濟狀況有關。如果一國的儲蓄大于投資，則該國凈出口為正或曰有貿易順差；如果一國的儲蓄小于投資，則該國的凈出口為負或曰有貿易逆差。中國之所以會積累了較高的貿易順差，主要是因為中國國內的儲蓄率高。較高的儲蓄率可能是因為：(1)人口結構的變化。目前，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群進入中年，開始考慮為后代和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儲蓄。(2)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險制度也使得居民必需保持較高的家庭儲蓄以防備生老病死和失業。(3)融資渠道不暢。國有銀行主要為國有企業注資，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缺乏暢談的融資渠道，所以為了擴大投資，它們必需被迫儲蓄，這是一種“為投資的儲蓄”(investment incentived saving)。美國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貿易逆差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儲蓄率偏低。美國的儲蓄率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到2001只有2.3%。2001年10月美國的儲蓄率達到最低點，只有0.3%。導致美國近年來儲蓄率持續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經濟泡沫帶來的非理性繁榮刺激了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根據法國里昂信貸銀行的數據，美國在2001年人均借款占其存款的160%。美國進入經濟衰退之后，美聯儲不斷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車等消費品的需求。但是，這種依靠負債的高消費實際上是透支了未來的經濟增長。在美國股市泡沫崩潰、企業盈利前景不容樂觀，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美國的消費者將被迫提高其儲蓄率。從2002年的情況可以看出，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出現了上升的趨勢。

　　具體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與兩國經濟結構有密切關系。中國對美國出口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為主，主要包括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和箱包等。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提供者，在這些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美國從中國進口這些產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不會與國內產品出現競爭。1997年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美國如從中國以外的國家進口同樣商品，其消費者每年要增加150億美元的支出。但是，貿易政策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美國貿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更加頻繁。隨著中國加入WTO，中美經貿關系中的一些老問題如最惠國待遇、市場準入等已經得到了解決或不再被過多地關注，但是另一些問題卻逐漸升級為雙邊貿易摩擦的新焦點。這其中包括：(1)中國履約問題。從美國官方評價中國入世履約情況的幾份報告來看，盡管對中國履約給予了一定的積極評價，但是也對許多方面提出了指責。美國政府可能會根據這些報告所反映的問題決定對中國實行壓力甚至貿易制裁。(2)中國入世之后中美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whmsebhyy.com/realstock/sz/000061_notice.html' target=_blank >資訊 whmsebhyy.com/realstock/sz000061.html' target=_blank >行情 voteview.sina.com.cn/cgi-bin/voteview/comment.cgi?channel=stock&newsid=sz-000061&style=1' target=_blank >論壇)貿易變得更加敏感。做為農產品出口大國的美國，并沒有看到其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有大幅度提高。同時，中國對美國政府的新的農業補貼政策也感到不滿。布什總統2002年5月簽署新的農產品補貼法，決定在未來6年內對農產品補貼增加67%，每年對農作物和乳制品追加64億美元的補貼，這引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滿。(3)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美國政府和企業不斷夸大其損失，認為中國在商標、版權、專利權和互聯網域名權方面保護不力，未來中美之間在這一領域的沖突和摩擦將不斷增加。

　　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前景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從90年代起開始迅速增長，從1991年到2001年年均增長速度為27.5%。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從1998年起已連續3年居各國首位。

　　盡管美國對華投資的增長一直快于美國在全球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但是直到目前為止，美國在中國的投資與其經濟實力以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密切程度并不符合。1997年，美國在華投資占其全部投資存量的比重僅為0.59%，到2001年也不過0.76%。中國在美國對外投資中排第12位，在墨西哥、巴西和愛爾蘭等發展中國家之后。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2001年發生全球經濟衰退以后，美國對華投資規模的增長明顯放緩，2001年美國對華FDI銳減22.8%。限制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發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對中國的投資多為所謂的“綠地投資”(green ground investment)，表現為新建的廠房和設備等，而美國在海外投資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大規模兼并和收購和股票投資。例如，在德國投資增長由于對化學行業的大規模兼并和收購。2001年美國對墨西哥投資增長40%是所有國家里最大的,主要由于股票收購。美國在其他一些發達國家投資的增長來源于原有投資的再投資，如對荷蘭和日本等國投資增長主要由于對已有投資盈利進行再投資。

　　外國企業進出口占中國進出口總值的比例從1991年的21%發展到1999年約51%的比例，遠遠大于它占中國工業總產值25%的比重。值得指出的是，1986-1997年間，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收支平衡全是逆差，且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從不足20億美元增加到182億美元。1994年之后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逆差才逐漸減少，到1998年之后始出現順差。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的開放，以及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一個潛在的龐大國內市場受到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關注。如果外資企業逐漸把目標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其對中國凈出口的貢獻將逐漸減少。與日本的公司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歐美的跨國公司更注重開拓東道國市場。約有70%以上的美國公司將其50%以上的產品銷售到中國市場。這意味著美國的FDI對于中國出口的貢獻可能要小于東亞周邊國家和地區的FDI。

　　外資在中國投資設廠，或是進入服務業，能夠增加中國的就業。不過，由于美國公司的高技術特性，它同時還吸引了一部分具有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人員就業，這部分人員本來大多在國內的企業就業，因此實際上是美國公司從原有部門“擠出”了一部分高素質的就業。

　　隨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FDI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帶動作用逐漸凸現。一般公認，美國公司對于轉讓技術相對開放。除了技術引進外，直接投資還不可避免地帶來技術外溢，隨直接投資的關聯項目發展，大量的知識、技術、管理經驗從美國子公司轉移到我國。例如IBM早在1995年就將電子商務這一全球最新的商業理念引入中國。有些美國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開展技術開發合作，以對這些優勢資源進行利用。例如微軟和Intel先后在中國建立研究院和研究中心。技術外溢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但是，從長期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到，隨著外資企業在華投資所積累的利潤越來越多，利潤匯出對中國國際收支的壓力也逐漸增加。據估計，外商投資企業的利潤匯出大約占利潤總額的20%，而剩下80%為利潤再投資。需要指出的是，外資企業的利潤匯出是遲早的事情，按照一般的情況，FDI都會有先是資本流入，而后出現資本流出的現象。利潤再投資只是推遲了利潤匯出的時間，而且更嚴重的是，這種延遲將使得利潤的匯出更加集中。目前，中國的FDI投資收益每年均在200億美元左右，遠遠超過其出口盈余，利潤再投資也在每年100億美元以上，積累到一定的規模，有可能超過國家可以動用的外匯儲備的數量。如果發生FDI突然撤出利潤，將使中國陡然陷入國際收支危機，如果國內的金融風險沒有得到根本的好轉，有可能會從國際收支危機釀成經濟危機。

　　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支點

　　美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種世界貨幣，國際貿易的絕大部分交易都以美元進行結算，中國進對外貿易的70%以上發生在美元區國家或跟貨幣與美元掛鉤的經濟體(隆國強，2002)。中國的匯率制度、外匯儲備、貿易戰略與政策以及吸引外資的政策都必須考慮以美元計價的成本和對美元流動性的影響。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也必須承受由此帶來的美元風險。2002年以來，隨著歐元正式進入流通領域，歐元兌美元(資訊 論壇)(whmsebhyy.com/120/2004-06-04/1.html' target=_blank >資訊 論壇)匯率從前兩年的“超調”回歸價值，隨著美元貶值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美元為中心的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必須認真對待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所受到的挑戰和由此帶來的一系列風險。

　　首先，從匯率制度來看，中國目前實行的是事實上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一制度對于促進出口增加、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乃至維護亞洲地區的匯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也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許多負面影響：(1)削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財政政策的壓力。在強制結售匯和釘住美元制度下，外匯儲備量是內生的。國際收支的順差將直接增加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直接導致外匯占款的增加。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供應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1994年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的比重增加到75%以上。這說明，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下，外匯占款已經不再是中央銀行可以主動調控基礎貨幣的手段，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給量的主動性下降。(2)增加了實際經濟部門的調節壓力。在匯率剛性的條件下，中央銀行無法利用匯率的變動調節國際收支，所以應對外部沖擊并做出相應調整的壓力完全落在實際經濟部門頭上。這要求實際經濟部門能夠靈活地根據外部市場的變化和貿易條件的變化調節和優化產品結構，但是，中國的外貿企業應對市場的能力有限，對出口退稅和其他類似補貼的依賴程度很大，這無疑增加了財政的壓力。(3)固定匯率制度帶來的道德風險。在實行釘住匯率制度的條件下，人們預期人民幣匯率會在中央銀行的干預下保持穩定，所以企業和居民將沒有動力也沒有機制化解外匯風險。這種“道德風險”可能導致未對沖的外匯負債過多，外債的增加既提高了本國經濟的風險，又使政府用宏觀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受到制約。如果外國投資者對本國經濟失去信心，資本流向發生逆轉，大量的無力償還的債務使銀行和企業破產，并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映，對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

　　其次，從中國的外匯儲備來看。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使中國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尤其是近年來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使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中國的外匯儲備以持有美元資產為主。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大約占60%，日元和德國馬克分別占10%，英鎊、法國法郎和瑞士法郎合占10%。。如果算上個人外匯存款，則美元所占比重更是高達80%左右。1999-2001年，中國購買美國債券的金額高達800億美元，占其外匯運用總額的64%，而同期購買的德國債券和日本債券之和僅占其外匯運用總額的5%。過去3年中國凈購入的800億美元美國債券中，233億美元為美國國債，531億美元為機構債券，這兩項占流入美國市場的中國外匯90%，還有80億美元投資美國公司債券。這種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持有結構，使中國必須承擔巨大的美元匯率風險。也使美國經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又多了一條傳導渠道。

　　我們的分析表明：中美之間仍然是互補性最強的貿易伙伴，但是考慮到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已經很高，以及當前美元貶值和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的因素，中美貿易的發展仍將遭遇坎坷；美國在中國的投資與美國的國力規模相比并不相稱。華爾街丑聞將影響到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的計劃。美元貶值、歐元問世和日元動蕩使得國際貨幣體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需要未雨綢繆，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為了實現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中國需要通過加快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同時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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