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已經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詞匯之一。金融全球化又是全球化進程中最令人目眩神迷的部分。一方面，由于信息技術的發(fā)展、新的金融產品的開發(fā)、金融管制的樊籬不斷被拆除、在低利率時代全球資金供應的充裕等因素的影響，國際資本市場發(fā)展速度驚人、規(guī)模空前巨大，另一方面，隨著發(fā)展中國家紛紛摒棄了金融壓制的傳統(tǒng)做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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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金融深化進程，而在發(fā)達國家，英國和日本的“金融大爆炸”、美國對銀行經營的放松管制也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

　　盡管金融全球化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但是以保守為傳統(tǒng)的主流經濟學界對這一新趨勢卻很少關注。從薩伊、瓦爾拉斯直到現在的經濟學教科書，基本上沿襲了“兩分法”。貨幣只是“一塊遮擋實際經濟力量活動的面紗”。之所以需要貨幣和金融，只是為了便利交換經濟的順利進行。在一般均衡理論中，貨幣因素基本上被過濾得一干二凈。直到Sidrauski(1967)、Kiyotaki和Wright(1989)等人的研究，經濟學家才開始嘗試將貨幣納入一般均衡模型中，但是，這些模型更像是用效用最大化理論的掃帚將經濟學里最后的衛(wèi)生死角打掃干凈，我們看不出來，引入貨幣之后，一般均衡模型對經濟世界的描述會發(fā)生怎樣的巨大變化。宏觀經濟學花了大量的筆墨討論實際產出、實際利率、就業(yè)率、實際匯率等實際宏觀經濟變量與通貨膨脹率、名義利率、名義匯率、貨幣供應量等名義變量之間的關系。但是，新古典模型仍然堅持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的長期穩(wěn)定沒有什么影響或影響很小。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更是試圖將貨幣對產量的影響除之而后快(巴羅，1997,中譯本)。

　　近20年來，金融經濟學異軍突起。1990年和199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授予了在金融理論方面做出貢獻的學者。1990年的獲獎者之一是馬可維茨，但當年他的開創(chuàng)性的博士論文幾乎難以通過。答辯委員會的成員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米爾頓.弗里德曼。這位公認的經濟學大師對馬可維茨論文的評論是，這不是數學，也不是經濟學。獲獎之后，馬可維茨頗感欣慰地說：“在我論文答辯的時候，資產組合理論還不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現在它是了。”的確，但從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的金融學雜志、金融學論文來看，金融經濟學的地位已經大大提高，但是，這絲毫不表明金融經濟學和一般經濟學的距離縮短了。在理論經濟學家來看，金融學家更像是專家，因為他們關心的是不同金融資產價格之間的套利，他們的視野僅僅局限在金融這一個部門之內。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理論經濟學家可能小看了金融經濟學的影響力，比如，從最近興起的行為金融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融理論的探索已經直指經濟學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設。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一般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之間仍然存在著深深的鴻溝。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里提到，銀行和金融文獻在貨幣和信用文獻中是一節(jié)隔離車廂，正如后者在一般經濟學文獻中是一節(jié)隔離車廂一樣(轉引自張曉晶，2002，第64頁)。

　　這種隔膜和冷漠是令人沮喪的。張曉晶博士正是從這種困惑中，找到了一個宏大的研究課題，即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聯。他的博士論文《《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已經由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其中便凝結了他長達十年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探索。

　　二

　　在張曉晶博士看來，所謂符號經濟，“就是由經濟符號的創(chuàng)造(即發(fā)行)、流通所形成的與實體經濟相對的經濟體系”(張曉晶，2002,第5頁)。他之所以青睞“符號經濟”(symbol economy)，而沒有采用其他的概念如“虛擬經濟”、“金融經濟”，主要是因為“符號”和“實體”之間有著鮮明的對比，兩者的并列可以更清晰地揭示符號從屬于實體的性質。

　　張曉晶博士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分析了貨幣、證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用如此短的篇幅去描述時間跨度如此之長、涵蓋范圍如此之廣的問題，當然會顯得過于簡略甚至單薄，但是張曉晶富有思辨色彩地談到了符號經濟演進的內在邏輯：(1)符號的作用在于將異質的東西同質化，這樣才能對不同的事物進行比較，因為當其質的差別被抹去之后，量的差異才能夠凸現出來；(2)人類有一種沖動，希望將復雜的世界簡化為符號和公式，這便是理性化，從貨幣符號的出現，以及在貨幣誕生之后才有可能出現的會計制度和國民經濟核算，均反映出了這種理性化的追求；(3)社會生活的符號化亦是出于管理日益復雜的社會經濟活動的需要，這個觀點很像黃仁宇所強調的“可用數目字管理”。

　　張曉晶接著分析了符號經濟的基本特征。他認為符號經濟正是由于其信用特征、上層建筑地位、超越時空的性質和流動性而與實體經濟區(qū)分開來。他的這一段論述旁征博引，比如講到布羅代爾所提出的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三個層次，比如他說到薩繆爾森的“迭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比如他還講到凱恩斯對流動性崇拜的批評，但是，我仍然覺得有些費解。整個市場經濟都需要信用基礎，并不能說只有符號經濟才需要信用。由于金融的復雜性，便說它是上層建筑可能稍顯草率，如果貨幣內生性的理論觀察是正確的，那么符號經濟也有其“草根性”。把符號經濟的特征之一說是跨越時空界限雖然很有詩意，但是卻失去了“可操作性”，用怎樣的指標才能衡量超越時空的程度？至于張曉晶談到的符號經濟的最后一個特征即流動性，我倒是覺得與其說是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差異之處，不如說是符號經濟內部確定譜系的一個標準。

　　三

　　概念上稍有模糊并不妨礙深入的分析，這正如大多數普通人并不清楚“南”、“北”的定義究竟是根據南極還是南磁極而定，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方便地使用“南”、“北”這兩個概念。經濟學從來就不擅長下定義(哪個經濟學家給全球化下過定義？又有哪個經濟學家說過什么是市場經濟？)，而更精于研究事物之間聯系。張曉晶在這本書里的學術貢獻便在于，從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關聯的獨特角度，深入剖析金融全球化對社會經濟運行的考察。

　　他首先談到了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長期關聯，即符號經濟如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他認為，對抗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并由此減少不確定性帶來的交易成本是符號經濟最基本的功能。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經濟體系的運行是有成本的，即所謂的廣義的交易成本。符號經濟扮演了潤滑劑的作用，從而便利了資源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時空配置，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從功能的角度來看，符號經濟的作用在于：(1)支付結算功能。符號經濟使得支付和結算更加便利和安全；(2)資源動員。符號經濟便于將分散的資金集合起來進行投資；(3)風險配置。符號經濟能夠分散風險，從而獲得了福利的帕累托改善；(4)信號顯示。企業(yè)借助于不同的融資方式，傳達出關于自身真實經營狀況的信息，減少了信息不對稱以及隨之而來的激勵問題。張曉晶進一步談到，隨著金融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符號經濟的這些功能會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由于強調符號經濟的功能，張曉晶進一步批評了金融結構理論。按照金融結構理論，銀行主導的(或稱萊茵模式)和資本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或稱英美模式)有著鮮明的差異。據說，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更有利于銀行和企業(yè)之間的長期穩(wěn)定合作，而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更容易刺激競爭。對于后進國家如德國和日本經濟趕超過程的研究，使得有些學者認為，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更有利于經濟發(fā)展。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占盡風頭之后，學者們又改為追捧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強調風險資本對技術創(chuàng)新的推動。如今，美國的新經濟已經泡沫崩潰，東亞經濟中銀行普遍在金融部門占有最重要地位，但1997年和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暴露了東亞銀行體系中巨額的不良債權和其他問題。從結構的觀點來看，經濟學家們多少顯得無所適從。張曉晶認為，由于金融創(chuàng)新，不同的金融行業(yè)間的差異正在逐漸消失，結構觀點的兩分法已經變得非常牽強。更重要的是，結構觀點只是一種靜態(tài)觀點，忽視了結構背后的制度變遷。政策制定者如果執(zhí)著地套用結構觀點設計所謂的最佳模式，可能會犯下刻舟求劍的錯誤，符號經濟的功能重于其結構，各國應該根據國情的不同，充分利用不同的組織結構，使得符號經濟的功能發(fā)揮得更加淋漓盡致，更好地為經濟發(fā)展服務。

　　站在同行的角度，我對張曉晶論述的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短期關聯，即經濟學文獻中常說的傳導機制最為感興趣。張曉晶分別介紹了經濟學文獻中對傳導機制的三個渠道，即利率渠道、金融資產價格渠道和信貸渠道的研究。由于符號經濟的發(fā)展，傳導機制也發(fā)生了變化。利率渠道是指貨幣供應量的變化通過影響利率和匯率，進而影響到投資和凈出口，最終影響到產出。金融資產價格渠道是指貨幣供應量變化之后，通過資產替代影響到托賓q值，并進而影響到企業(yè)的投資，而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還可以通過財富效應影響到居民的消費，由于投資和消費都發(fā)生了變化，實際產出也受到影響。信貸渠道是指貨幣政策會影響到股票價格、利率水平和一般價格水平，并對企業(yè)和家庭的財富凈值產生影響，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機構更愿意對財富凈值更大的企業(yè)進行貸款。這意味著，在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條件下，企業(yè)的財富凈值減少，企業(yè)可能會更容易過度冒險投資，而金融機構卻采取更加審慎的態(tài)度，這使得企業(yè)的借款能力下降，企業(yè)投資下降，產出減少。張曉晶在書中第147頁用了一幅圖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從符號經濟到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讓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馬克思關于“綜合就是創(chuàng)新”的名言。

　　在此基礎上，張曉晶試圖將金融創(chuàng)新這一新生事物引入傳統(tǒng)的IS-LM模型。IS-LM模型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政策的時候最常用的工具。但是，在傳統(tǒng)的IS-LM模型中根本體現不出來金融創(chuàng)新這一改變世界的新趨勢。張曉晶假設金融創(chuàng)新使得實際投資對利率的敏感性減弱，而金融投機對利率的敏感性增強。據此，他在IS-LM模型中引入了金融創(chuàng)新因素A，即原來的投資函數I＝I(i)，變成了I＝I(A,i)。分析的結果是，加入金融創(chuàng)新因素之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IS曲線變得更加陡峭，而LM曲線變得更加平緩，這意味著貨幣政策的效應減弱，而財政政策的效應增強。這對貨幣當局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提出了警示：由于實際投資對利率的敏感性減弱，通過調整利率而調控經濟的效果將不如過去那樣明顯，由于貨幣投資對利率的敏感性增強，利率的微小變化都可能引起金融市場的巨大波動，貨幣當局必須更加謹慎行事。張曉晶談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便犯過這樣的錯誤。為了刺激經濟，日本政府放松了信貸，但是實際投資并沒有立即響應，于是，日本政府進一步放松信貸，結果金融資產價格卻急劇上升，形成了泡沫經濟。張曉晶的這些分析是非常中肯的，盡管他在引入金融創(chuàng)新因素時的技術處理仍然顯得過于簡單，比如他并沒有談到A應該如何度量，而這將是下一步對理論假說進行檢驗的時候必須首先說明的。

　　四

　　張曉晶的博士論文和一般的經濟學博士論文非常不同。在把握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這樣一個跨度如此之大的問題時，作者仍然能夠從容自如。此書除了引用最新的經濟學文獻之外，還廣泛涉及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的文獻，作者信手拈來，六經注我。全書行文流暢且極富有說服力，甚至在書中的注釋里也能看到作者的智慧閃光。比如作者建議將經濟學文獻中的“over-shooting”翻譯為“矯枉過正”。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不是那種時下常見到的以題目狹小、以技術性取勝的經濟學博士論文的范本，作者的寫作風格更像馬歇爾和凱恩斯時代的經濟學著作，融匯了學者的嚴謹和文人的睿智，是個人風格躍然紙上的essay，而不像匠氣十足的paper。

　　這樣的一種經濟學寫作方式是否會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呢？如果把這本書直接放入經濟學文獻的水系，可能它不會直接匯入經濟學的主流。首先，符號經濟這一提法本身在主流經濟學中就很陌生。書中談到的很多問題都涉及到了主流經濟學的前沿理論發(fā)展，但是作者似乎更愿意讓自己的思想和這些前沿理論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而不是直接沿著那些前沿理論做進一步的推導。作者在書中幾乎沒有對理性預期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做出回應，而對那些將貨幣納入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也大致付諸闕如。作者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對傳導機制的分析上，而將微觀行為者的決策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如果作者能夠更加直接地和貨幣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對話，或許能夠使得自己的理論體系更加成熟。

　　此書的最后一章提到了符號經濟急劇膨脹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作者談到，符號經濟越向前發(fā)展，距離實體經濟就越來越遠。如果符號經濟走得過快過遠，可能會對實體經濟產生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如投機性增強、金融不穩(wěn)定、食利者階層侵蝕經濟成果等，最終不利于經濟增長。這段論述保持著清醒的態(tài)度，作者指出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才是最為根本的，而符號經濟更像是耀眼的浪花。我由此產生的一個疑問是，符號經濟的這些負面影響可能從其誕生之日就已經出現，比如金融危機并非昨天才出現的時期，而食利者階層應該說從有了金融便開始出現，如何才能在作者的分析框架中把這種負面的影響也貫穿始終呢？我想，作者在結束的時候提出的這些問題，實際上已經為符號經濟的進一步研究提出了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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