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圖上的東亞各國矜持地相互保持距離。很久以來，東亞國家和地區更多地把彼此視作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的合作伙伴。這是一個充滿了差異性和分歧的地區。各國和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懸殊，政治體制各不相同，宗教和文化傳統異彩紛呈。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期的敵對歷史給各國和地區留下了至今難以磨滅的創傷。最近20多年來，“東亞奇跡”使得這個區域成了世界經濟中最耀眼的亮點，然而，如果缺乏彼此間的合作，這些國家和地區將只不過是太平洋上一串繁榮的孤島。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給整個地

新浪交友有獎征文 精彩手機賽事全攻略 雅典猜猜猜千元懸賞 大型休閑游戲燃燒戰車

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使各國和地區認識到區域經濟合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這種背景下，亞洲貨幣合作像一陣旋風扶搖而上，迅速地引起了各國和地區政治家和學者們的關注。

　　東亞金融危機的教訓

　　首先，東亞金融危機的起因主要地并不是宏觀經濟政策失誤，而是深植于東亞經濟政治體系內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傳統的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失誤是貨幣危機的唯一根源。克魯格曼1979年的經典論文實際上認為，一個缺乏自律的政府會有一種不斷增加財政赤字的沖動，最終又會通過增發貨幣彌補財政赤字，這樣就給本國貨幣的匯率帶來了貶值的壓力。如果一國同時又實行固定匯率制，那么政府就只能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匯市，維持官定的匯率水平。但是，理性的投資者會拋出本幣，換取外幣，結果會迅速耗盡政府的外匯儲備，并使本幣匯率大幅度貶值(Paul Krugman, 1979)。奧伯斯德菲爾德和其他研究者則指出，貨幣危機可能會是“自我實現”的。如果投資者預期某一種貨幣將要貶值，便會爭相拋出該種貨幣，或從該國抽走大規模資金，結果貨幣危機果真發生了(Maurice Obstfeld,1994)。對東亞金融危機原因的研究表明，宏觀經濟失衡并不是主要原因，國際游資的沖擊可能是更直接的原因(Radelet and Sachs, 1998; Rana and Lim 1999)。更進一步來說，東亞金融危機反映出東亞經濟政治體系中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包括：(1)銀行不良債權。據估計，全球約有2萬億美元的銀行不良債權，其中80%集中在東亞地區。銀行不良債權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對銀行業缺乏管制，以及銀行業內部管理不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是因為過度的政府干預帶來資源配置扭曲，企業效益低下。(2)大企業病。在日本和韓國經濟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財閥企業在金融危機中紛紛破產倒閉，充分反映出財閥企業對東亞經濟的負面影響：壟斷力量過于強大壓制了市場競爭、過于親密的政府企業關系帶來嚴重的尋租和設租現象、終身雇傭制使得勞動力市場難以靈活調整等等。(3)大規模的腐敗現象。有的學者稱東亞經濟為“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腐敗現象在經濟發展階段會阻礙經濟增長速度，而在危機到來時刻則會帶來投資者信心的崩潰，使得危機程度加深并遲遲難以復蘇。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從宏觀經濟指標來看，東亞經濟在2000年增長勢頭很好，但上述這些結構性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革。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東亞經濟的復蘇可能呈“W”型曲線，也就是說，或許在數年之后，東亞經濟還有再一次衰退的可能性。

　　其次，東亞金融危機是一種區域性的現象。東亞經濟管理體制的相似性使得一國陷入危機之后，投資者對相鄰國家和地區的信心也會隨之動搖。加之東亞國家和地區過早地放開了資本項目管制，使得投機性資金得以自由進出，并能夠利用鄰近國家和地區為跳板，沖擊其他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秦朵(2000a，2000b)通過計量分析，認為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的關鍵原因并不是人們普遍相信的企業過度負債，而是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傳染效應。傳染效應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外貿渠道，一是金融市場渠道。秦朵指出，外部傳染是韓元崩潰的主要原因，其中金融渠道的傳染更為顯著。由于傳染效應，金融危機往往表現為一種區域性的現象。這或許意味著，金融危機的防范和解救主要是一種地區性的公共產品，除了借助全球性國際組織的幫助之外，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和制度可能會更為有效。

　　再次，IMF沒有有效地應對東亞金融危機。IMF在解救金融危機時有兩項最重要的功能。一是充當最終貸款人，為遭受危機的國家及時提供流動性，使金融體系恢復穩定；二是在提供貸款時要有一定的條件性(conditionality)，以此推動危機國家實施宏微觀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內可能是痛苦的，但對維持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卻是必不可少的。IMF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的作用普遍受到批評，以致于有的學者認為這是一次“東亞和IMF危機”。由于對東亞金融危機的程度和后果估計錯誤，來自IMF的救援來得太晚，而且，由于IMF忽視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和國內政治狀況，許多改革措施不僅沒有緩解危機，反而增加了危機國家人民的困難。比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險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亞關閉了一系列銀行，結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亞還取消燃油、食品的補貼，使大量民眾的生活下降到貧困線以下。

　　最后，ASEAN、APEC等已有的區域組織也沒有有效地解救東亞金融危機。亞洲區域合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ASEAN成立。ASEAN的成立最初是出于政治緩和以及維護地區安全的目的。20世紀80年代之后，由于東亞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亞洲區域合作朝著經濟合作的方面發展，1992年ASEAN倡議建立區域內自由貿易協議。1989年出現了APEC。在亞洲區域合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亞洲傳統”，這種亞洲傳統由兩個典型特征，一是強調非正式性，二是強調達成共識(Jeffery Lewis,1999)。西方國家的多邊協議和國際合作遵循的原則與此恰恰相反。談判者強調的是彼此立場的分歧，并通過正式的制度確保利益的妥協和合作的實現。這種強調非正式性和達成共識的“亞洲傳統”并不適合區域貨幣合作。區域貨幣合作意味著各國需要部分讓渡制定貨幣政策和其他國內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政府決策的信譽，因為只有通過這種制度創新，才能使公眾相信一國國內政策與國際政策之間沒有內在的矛盾。不難理解的是，盡管東亞經濟目前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便是如何從危機中復蘇并防范下一次危機，但ASEAN和APEC至今在這一領域毫無建樹。一家曼谷報紙《民族》曾經失望地談到，“過去12個月中的經濟和金融動蕩正在使已有的區域組織搖搖欲墜”。

　　圍繞AMF的種種爭議

　　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IMF和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提出了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構想，倡議組成一個由日本、中國、韓國和東盟國家參加的組織，籌集1000億美元的資金，為遭受貨幣危機的國家提供援助。但很快因遭到美國政府和IMF的反對而擱淺。

　　1998年10日本又以大藏大臣宮澤喜一的名義提出“新宮澤構想”，倡議建立總額為 300億美元的亞洲基金，其中150億美元用于滿足遭受危機國家中長期資金需求，150億美元用于滿足其短期資金需求。遭受危機的國家對此非常歡迎，美國政府和IMF也表示支持。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宮澤構想”為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提供了210億美元資金，其中135億美元為中長期貸款，75億美元為短期貸款。“新宮澤構想”還為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提供了22。6億美元的貸款擔保(Arai,2000)。

　　1999年11月，ASEAN＋3(ASEAN加上中國、日本和韓國)峰會在馬尼拉通過了《東亞合作的共同聲明》，同意加強金融、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對話、協調和合作。根據這一精神，2000年5月ASEAN＋3的財政部長在泰國清邁達成了《清邁協議》。根據該協議，東亞國家同意加強有關資本流動的數據及信息的交換；建立區域救援網絡；加強各國貨幣當局現有的合作框架。2000年8月，ASEAN＋3的中央銀行又將多邊貨幣互換計劃的規模由2億美元擴展到10億美元。

　　贊成AMF的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儲備加起來超過了7000億美元，如果匯集起來這些資金建立一個區域性的救援機構，能夠更迅速有效地向遭受危機的國家提供緊急貸款(Robert Wade and Frank Venoroso，1998)。第二，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因此它們更容易了解和理解彼此的國內政治經濟問題，也更容易對癥下藥，提出適合遭受危機國家國情的改革方案(Andrew Rose, 1999)。Gowan (1999) 進一步指出，日本在東亞國家廣泛而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分布在亞洲各地的華人經濟提供了連結東亞經濟的兩種網絡。隨著亞洲區域合作的發展，IMF開始認同并支持區域性的金融救援機構。1999年9月IMF董事會指出，“實施金融救援需要注意個別國家的脆弱性以及救援措施的國際性的地區性”。 2000年9月，IMF執行董事Koehler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我認為區域合作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政治途徑，所以我支持區域一體化。我支持所有能夠促進區域一體化的舉措，而且，如果能夠有一種金融工具促進這種一體化，我從原則上并不反對。”(Tadahiro Asami,2000)

　　盡管在短短三年內，AMF從醞釀、誕生到不斷地改進和完善，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不少學者仍然對AMF的合法性提出了懷疑。對AMF持懷疑態度的學者首先指出，倡議中的AMF與IMF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功能，既然我們已經有了IMF，另起爐灶去建立AMF又有什么意義？因此，AMF的倡議聽起來有點象“重新發明輪子”(reinventing the wheel)。AMF的支持者可能會說，AMF和IMF能夠共同存在并相互競爭，而這種競爭壓力將促使他們改善服務質量。但Barry Eichengreen(1999)指出，國際組織和尋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人企業性質完全不同。私人企業如果競爭失敗將面臨破產之虞；國際組織一經建立，即使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也仍然會頑固地存在下去，變成一個臃腫的國際官僚機構。而且，如果東亞國家遭受危機之后必須同時向IMF和AMF救援，將增加其交易成本 (Bird and Rajan，2000) 。

　　關于所謂相鄰國家在互相提供改革建議和互相監督方面具有的比較優勢，Eichengreen指出，如果更為細致地審視各國的經濟結構，將會發現東亞國家的經濟體系實際上有著很大的不同。此外，我們很難相信，一國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根據本國國情總結出來的經驗能夠同樣適合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是，Eichengreen談到，區域貨幣合作需要各國主動地放棄一部分經濟政策的自主權，甘心服從一種共同的貨幣政策，然而，東亞國家并沒有顯示出來愿意放棄自主權換取貨幣合作成功的決心，在這一地區也缺乏類似歐盟貨幣委員會那樣有著超越主權國家權力的機構，以及對違反合作協議之成員國進行強制懲罰的機制。Lewis(1999)甚至認為，AMF之所以在亞洲國家得到廣泛響應，乃是因為亞洲國家企圖借AMF回避IMF提出的嚴苛的政策改革。

　　從AMF到ACA

　　亞洲貨幣合作實際上有三個不同層次：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區域性解救危機的機構(如AMF)、單一貨幣區(比如可以稱為ACA，Asian Currency Area)。目前有關亞洲貨幣合作的討論似乎主要集中于建立一個區域性機構解救下一次金融危機，相比之下，對于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建立單一貨幣區重視不足。這種現狀顯示出亞洲貨幣合作走進了某種誤區：(1)“防范勝于搶險”，對于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通過政策協調防范金融危機于未然要比事后提供貸款援助實惠得多；(2)目前關于AMF的設想均有一個假設前提，即下一次金融危機會和這一次金融危機的性質大致相同，但歷史一定會發生兩次嗎？法國政府在修建馬其諾防線時，一定以為已經很好地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但結果是，德國幾乎毫未受阻地繞過馬其諾防線，在6周時間內占領了法國。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Mundell預言在未來10年內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2000)。歐元區和美元區的發展正如火如荼。歐元區現有11個國家，希臘、英國、瑞典、丹麥等國很快也將加入。考慮到其他歐洲國家正在積極謀求加入歐盟，預計在未來10年內，歐元區可能擴展會到28個國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個CFA 法郎區國家通過釘住法郎，實際上間接地釘住了歐元。如果北非和中東的部分國家也選擇釘住歐元，那么歐元區可能擴展到50國，總人口超過5億，總的GDP規模將大于美國。美元化在最近幾年得到普遍關注。據說美元化的倡導者可以追溯到弗理德曼，他在1972年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放棄中央銀行，通過貨幣局制度釘住美元或直接實行美元化，即將美元做為本國法定貨幣。阿根廷、薩爾瓦多、厄瓜多爾等拉美國家都表示出對美元化的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在拉丁美洲也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可能，即MFTA(Mercosur Free Trade Area)國家包括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等會形成一個獨立的單一貨幣區，并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包括更多拉美國家的拉丁美元區。

　　從長遠來看，通過區域貨幣合作建立一個亞洲貨幣區(ACA)可能是大勢所趨。按照“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三難選擇”，一國政府只能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三個目標中任選兩個，而放棄第三個目標。如果想要謀求匯率的穩定，則一國政府只能在資本自由流動和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做出取舍。隨著民主化進程的發展，一國政府放棄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的政治成本可能無比高昂。同時，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下，一國實施資本項目管制的難度越來越大，其機會成本也越來越大。依靠自己的力量維持固定匯率制從長期看幾乎是不可能的。奧伯斯德菲爾德和羅高夫(Obstfeld and Rogoff,1995)的研究表明，盡管許多國家出于不同的原因希望保持固定匯率制，但很少能保持固定匯率制長達5年以上。Eichengreen(1997)因此得到一個結論：“在一個開放國際資本市場的世界上，隨著國內政策制定的政治化，[貨幣聯盟]將是浮動匯率制之外的唯一選擇”。

　　亞洲貨幣合作將給這個地區帶來巨大的收益。單一貨幣區的經濟收益在于減少交易成本，促進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此外，亞洲貨幣合作還能夠帶來潛在的政治收益：(1)地區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有助于維護該地區的安全；(2)地區合作能夠增加亞洲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最近20多年內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經歷了較大的波動。這種頻繁波動給日本經濟帶來了非常消極的影響。頻繁的匯率波動使得進出口企業和金融機構被迫付出額外的成本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套利保值，阻礙了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出口競爭力下降，日本企業經營更加困難，并由此使得金融機構的不良債券增加。由日元貶值帶來的競爭力的突然增加雖然能夠緩解日本經濟在蕭條時期的困難，但也會引起資源配置的扭曲，阻礙了日本企業和政界尋求解決結構性問題的長期對策。此外，日本在東南亞有大量的對外投資，這意味著亞洲貨幣合作的成功能夠更有效地保護日本投資者自己的利益。相對于大國來說，小國開放經濟更無法忍受匯率的頻繁波動。這正是東南亞國家和韓國也積極支持亞洲貨幣區的理由。

　　中國學者對待亞洲貨幣合作存在非常矛盾的心理。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國內問題。地區差異、收入分配、人口和就業問題等等迫切的難題千頭萬緒，難以理清。相比之下，亞洲貨幣合作實在只能夠算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但同時，中國學者也看到，亞洲貨幣合作的成功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因此，中國積極參與籌建AMF可以爭取在一些國際經濟和金融機構發揮更大影響力，有利于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經濟和政治空間，推動世界多極化目標的實現。(王子先，2000)。我想要指出的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其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對待亞洲貨幣合作有著不同的態度。出口部門和外資企業對待亞洲貨幣合作有著更積極的態度，而進口替代行業態度可能相對消極。沿海地區對待亞洲貨幣合作有著更積極的態度，而內陸地區態度可能相對消極。如果做一個可能不太準確的劃分，我們可以近似地將出口部門和外資企業，以及沿海地區歸為“開放優先派”，而進口替代行業和內陸地區為“改革優先派”。一個實證的預測是：中國關于亞洲貨幣合作的政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改革優先派”和“開放優先派” 的力量對比以及它們在現實的政治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一個規范的建議是：政治穩定的實現途徑是尋求一種博弈均衡。通過在類似亞洲貨幣合作這樣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做出更積極的姿態，可能更容易地換取各階層在國內改革政策上的支持。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與歐洲合作相比，亞洲貨幣合作的困難主要在于政治方面。歐洲貨幣合作不僅已經有了數十年的歷史，而且歐洲合作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歐洲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傳統。這種類似的傳統在亞洲仍未出現。但展望未來，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亞洲貨幣合作的希望：(1)東亞金融危機改變了東亞國家在區域貨幣合作這一賽局中的支付結構，亞洲貨幣合作的收益凸現出來，并已經為越來越多的東亞國家所認識；(2)亞洲貨幣合作提供了亞洲合作的“焦點”(focal point)，有助于打破長期以來亞洲合作的僵局。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從區域經濟合作的歷史來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要早于貨幣合作，而在亞洲，貨幣合作的步伐比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更快。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各國國內總有因自由貿易而受損的特殊利益集團反對加入自由貿易區，但貨幣合作主要地是在各國政府之間開展，因而政治阻力相對較小；(3)通過亞洲貨幣合作的談判，為亞洲國家其他方面的合作鋪平了道路。這類似于歐洲的合作首先起源于歐洲煤鋼聯盟，之后由逐漸擴展到貿易、金融等領域。東亞金融危機之后的亞洲貨幣合作，也起著同樣的作用。通過“議題關聯”(linkage)，亞洲國家之間的博弈正在走向多次博弈的“超級賽局”(super game)，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相互理解逐漸形成，制度建設積微成著，一個更加安定、繁榮的亞洲也將在21世紀出現。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