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毒：一場漫長而無望的戰爭

　　毒品的泛濫仿佛成了這地球上的一種瘟疫。據估計，進入90年代之后，世界毒品貿易額每年均在5000億美元以上。軍火貿易和毒品貿易高居世界商品貿易額的頭兩位。

　　6月26日又到了一年一次的“世界反毒品日”，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禁毒戰爭打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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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盡，毒品的幽靈卻仍然在世界上徘徊。用緝毒人員自己的話說，禁毒就象在海灘上掃沙，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禁毒是一次漫長而光榮的失敗。是該反省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錯，關心人類前途與命運的讀者都會追問：那么，我們究竟還能打贏禁毒戰爭嗎？

　　什么是毒品？為什么有人會吸毒？這是在討論禁毒之前先要問的兩個問題。頭一個問題聽起來挺簡單。提起毒品，每個人都會掰著手指頭數出許多種，比如鴉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嗎啡，等等。按照較常見的說法，毒品是指受管制的，易于使人上癮的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麻醉品又可分為嗎啡類(鴉片、嗎啡、海洛因等)、大麻類、可卡類和合成類(美沙酮、度冷丁等)；精神藥物又可分為抑制劑、興奮劑和致幻劑。這樣說似乎已經很明白了，但再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問題不少。麻醉品和精神藥物并不都是毒品，乙醚是麻醉品，但并不是毒品；你晚上失眠吃的安定片也是精神藥品，不過別擔心，沒人會說你吸毒。毒品一定會使人上癮嗎？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上癮并不僅僅取決于藥物的性質，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行為。現在人們公認的毒品，在歷史上都曾是公開出售的藥物：海洛因當初被作為戒除嗎啡毒癮的藥物使用，可卡因一度是糖果、酒水和飲料中時髦的成分，可口可樂現在當然不再加可卡因了，但從它的名字，不難看出早年它們之間的某種淵源。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法律，人類吸毒的歷史恐怕已經有一萬年之久了。公元前7世紀，中亞的亞述人就在宗教儀式上吸食大麻，南美山地的印第安人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習慣咀嚼古柯葉，古柯葉中就含有1%的可卡因。由此看來，很難根據一個客觀的標準把某些藥物一成不變地定義為毒品。什么是毒品要看人們普遍認為什么是毒品。僅僅從對毒品的定義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僅如此，吸毒對人體的生理反應也受社會因素的影響，而不單是一種藥物作用。比如，精神學家做的一個實驗結果是，大麻對老鼠的性能力有負面的作用，卻會使人的性能力亢奮，這里的原因就在于社會因素影響了人的預期。

　　為什么會有人吸毒？這個問題更難回答，各種解釋眾說紛云。在80年代初期，美國精神健康研究所出版的一本書中就列舉了40多種研究毒品濫用的理論。但歸納起來，影響吸毒的因素不外乎個人的生理、心理特性，以及個人所在的社會環境兩個方面。生物學家發現，酗酒者的后代比普通孩子更容易成為酗酒者，這是因為酗酒者的遺傳基因在作梗。醫學家多爾和奈斯萬代認為，某些人因為新陳代謝功能失衡，所以一旦接觸過毒品，會比常人更易于形成對毒品的依賴，這有點兒象糖尿病人由于新陳代謝功能紊亂離不開胰島素。心理學家們有兩種觀點：行為主義心理學家強調強化作用的影響，也就是說，某些人吸毒是因為他們過去吸毒的感覺很好，這種體驗給了他們一種正向的強化，刺激他們繼續尋找快感，另一些人吸毒是因為他們不吸毒時痛苦萬分，這是一種負向的強化，為了逃避這種痛苦，他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向毒品屈服。還有一部分心理學家認為吸毒者和不吸毒者的個性有著明顯的差異，吸毒者更愿意逃避社會，更自卑孤僻，更富叛逆性等。上面的這些解釋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它們都是從個人的特性考慮，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總讓人感到不大信服，因為按照這些解釋，似乎某些人天生就是吸毒者的料子。社會學家的視野要更廣闊，他們指出，吸毒本是個社會病，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的結構，才是吸毒的真正根源。他們發現吸毒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吸毒者形成了一個與主流社會對立的子社會、亞文化，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當吸毒的人數急劇上升時，所反映的問題一定是主流社會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原先維系社會秩序的一套社會規范失效，社會的凝聚力渙散，吸毒不過是病體表面難看的膿點而已。

　　世界毒品問題的根源在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全世界生產的毒品60%以上是以美國為市場的。在美國，吸毒成為引起廣泛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是從50、60年代開始的。這后面的原因非常深刻：經濟走入滯脹困境，越戰陷進拔不出來的泥潭，黑人民權運動引發社會緊張趨勢，以致于美國經濟學家金得伯格曾說，美國已進入了更年期。青年一代在社會動蕩和個人焦灼的雙重壓力下變成“垮掉的一代”，吸食大麻成為他們反抗政府和社會的象征，這些“嬰兒炸彈”在沉寂二十年后終于在社會上定時引爆。美國的禁毒運動也就從那時起如火如荼。尼克松時期就提出“對毒品宣戰”，里根制定了新毒品法案，里根夫人南希跑了美國28個州和6個國家，倡導對吸毒青少年“Just say No”的運動，布什在電視上拎著一袋從白宮對面的街上買到的裂毒(Crack)，聲情俱茂地向美國人民申訴毒品的危害，要求大家支持他的耗資幾十億美元的全面禁毒計劃。可是到頭來呢？形勢每況愈下。美國司法部1994年報告說，三分之一12歲以上的美國人曾吸過大麻，10%以上曾用過海洛因。美國聯邦和各州政府每年要花費200億美元來打這場禁毒戰爭，每年能抓到一百萬違反毒品管制的犯罪分子，聯邦監獄里的犯人有60%都是毒品犯罪分子，這些戰績不可謂不輝煌，可是，連美國警方也不得不承認，每年查獲的毒品還不到毒品交易額的10%。更發人深醒的事實是，隨著禁毒的力度不斷加大，毒品的交易額竟也如影隨形，節節拔高。

　　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

　　二、事與愿違的毒品管制

　　人們總是習慣于這樣思考：如果有了什么社會問題，那就應該由政府去管，如果還是解決不了，那一定是政府管得不嚴。可是，從禁毒運動的失敗可以看出，政府不可能根治社會病，更何況，不良的政府行為本身就是使社會肌體感染的病菌(美國政府的越戰政策就是一例)。以下我們將更深入地分析政府毒品管制的效果和后果究竟如何。得到的結論或許出人意料：社會上的毒品問題，如毒品走私和毒品犯罪等等，并不是由毒品引起來的，而恰恰是由毒品管制造成的。

　　政府管制有效嗎？經濟學家總是持懷疑態度。這也許是因為經濟學家總是一群相信加強體育鍛煉，而不是天天打針吃藥，才能使身體健康的人。下面我將循著經濟學的邏輯，給您介紹對政府管制的分析。

　　政府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著手，實施對毒品的管制。從海防巡查到調集正規軍隊清剿毒巢，從美國飛機噴灑藥物和特種菌消滅大麻作物到泰、緬等國的“罌粟改種計劃”，都是為管制毒品供給所采取的措施。實行強制性戒毒、搗毀吸毒地點、規定吸毒者不能入伍或進公司等做法，主要是著眼于對毒品需求的管制。

　　毒品管制的直接影響是毒品的毒品的供給和需求都會有所減少。管制措施越是嚴厲，毒品的供需量也會下降得越多(至少在短期內如此)。但再嚴厲的禁毒也無法徹底杜絕毒品的供需。

　　先從毒品的供給來看，這包括毒品的生產和銷售這兩個主要環節。由于毒品的種植和加工都是在消費國境外，因此管制毒品生產就受到越境行使主權的限制，毒品的生產還常為黑社會或游擊隊所控制，連當地政府也束手無策。退一步講，即使毒品生產是在消費國境內，也仍然很難遏制。比如大麻在美國境內就廣為種植。雖然聯邦和州政府連年出動武裝警察芟除大麻，但美國大麻產量仍是有增無減，在90年代之后已躍居世界第二，大麻成了美國的第一大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是玉米銷售額的兩倍還多。毒品的銷售更難管制。毒品本身體積小、價值高，就已容易于挾帶過關。更令人頭疼的是，毒品走私已形成了一個龐大而控制嚴密的國際網絡。走私毒品的手段層出不窮：有人用高科技的無人駕駛飛機販毒，開挖地下隧道秘密過境，也有人別出心裁地用毒品當顏料作畫，用毒品漿風衣以蒙騙過關。在美墨邊境的一個檢查站，兩個墨西哥人一邊吃著冰激淋，一邊向邊防人員走來，他們帶的毒品就裝在盛冰激淋的紙筒里。

　　再看毒品的消費。當吸毒者消費毒品的數量超過某個臨界值之后，吸毒者就會在生理和心理上對毒品產生依賴性，或者通俗地說上癮了。對于這些吸毒者來說，其毒品需求對價格缺乏彈性。管制造成的毒品價格上升，甚至政府的強行戒毒對他們都無濟于事。此外，由于毒品管制的立法和司法中，對毒品消費者的處罰比對毒品供給者的處罰都要“仁慈”得多，因此即使法律上明確地規定了吸毒是非法的，但人們如果預期違法所要付出的代價并不算大，他們很可能會把什么法律的規定之類的只當作耳旁風。

　　綜上，由于管制毒品之后，毒品需求的下降比毒品供給的下降要少許多，供不應求使毒品的價格劇增。在美國大麻的價格在20年內翻了一番。據估計，黑市上可卡因的價格是其自由市場價格的20多倍。

　　毒品管制造成了毒品走私的暴利。高額利潤吸引著冒險者鋌而走險。但加大毒品管制的力度對市場上的零星商販打擊沉重。這迫使販毒分子結成組織嚴密、規模龐大的販毒集團。在這個販毒產業中，規模經濟表現得最為充分。因此，毒品的供給市場是一種典型的寡頭壟斷市場。同時，由于毒品的生產和販運都是非法的，不受法律的保護，因而毒品交易中的糾紛只能訴諸武力解決，于是，不管是販毒集團最后演變成黑社會，還是黑社會插手毒品買賣，總之販毒這個行當一刻也離不開暴力。

　　嚴打措施似乎只能幫販毒集團淘汰掉小的競爭者，真正的幕后黑手輕易不會動搖。即使大規模的禁毒戰爭動了真格，端掉了一兩個毒品集團的老巢，也總會有其它的“家族”乘虛而入，取而代之。管制得越嚴，毒品的價格上漲越高，生存下來的販毒集團的利潤也就越多。面對嚴厲的禁毒打擊，他們會尋找新的對策，比如，他們將生產新的毒品以逃避管制，而這些毒品往往體積更小、毒性更大。例如：裂毒、冰等。利潤增加之后，販毒集團也會更從容地選擇“鉛”或者是“銀”，也就是說，他們可以選擇用更多的錢收買武器和亡命之徒，真槍實彈地和政府對抗，也可以想辦法用更多的錢去賄賂政界和司法界。不少毒品大王經常搖身一變，黑道漂白，反而成了社會名流、慈善家、甚至部長和議員。高價毒品產生的高額利潤本身有時就會使海關人員和其他禁毒人員也加入毒品走私。經過這一番較量，毒品的價格比管制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毒品的供給量又會逐漸回升到往日的水平，市場上生存下來的毒品供應者將更為強大。

　　毒品管制除了有上述直接影響之外，還會帶來其它的一些問題。首先，毒品管制會帶來犯罪率的上升。有一種錯覺認為癮君子吸毒之后易于作案犯罪，但事實上，犯罪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毒品交易中的沖突往往引發販毒分子之間的暴力相向；高昂的價格使貧窮的癮君子被迫籌集更多的錢財去買毒品，當實在弄不到錢時，他們只得偷竊、搶劫、賣淫；犯罪率上升還可能是因為，雷厲風行的禁毒行動抓進來了更多的吸毒者和零星的毒品販子，監獄不僅不能使這些新手改過自新，反而會成為他們互相學習并結成販毒網的學校，進去時不過是偶爾涉險，出來后儼然便是慣犯了。犯罪率的上升會增加執法的成本，可用于執法的資源總是有限的，如果警察們每天為了對付販毒分子疲于奔命，那自然無暇顧及其他的罪犯，由此看來，嚴打越有勁兒，犯罪活動反而越猖獗。

　　毒品管制還會帶來毒品質量的不確定性，政府不會為非法出售的毒品制訂統一的質量管理條例，吸毒者買到劣質毒品后也無處投訴，由此造成的中毒事件往往而是。美國禁酒運動的經驗表明，在管制期間，因消費劣質酒類而致殘甚至死亡的人數比管制之前有大幅度上升。與毒品質量不確定性有關的另一個很有名的事件是，美國政府鼓勵墨西哥政府用飛機在大麻地上撒下有毒化學藥劑，想以此遏制大麻的生長，結果使大批消費大麻的美國人中了毒。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毒品管制不僅不能消除吸毒和販毒，還帶來了許多其它的問題。有諷刺意義的是，在管制毒品這一運動中，販毒集團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首先，管制是販毒集團獲得非法收益的前提；其次，如前所述，管制對有組織的販毒集團反而起了保護作用；此外，“禁果分外甜”，管制給吸毒和販毒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反倒激發了青少年出于好奇心去嘗試吸毒，也吸引了社會底層中最有“創新精神”的年青人加入販毒隊伍。

　　公眾對政府管制總是易持一種理想主義的幻想，這是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管制一定是出于維護全民利益的目的。但說到毒品管制政策的出臺，歷史上倒是有一段幾近湮滅的小故事，讀來耐人尋味。美國在1914年就已制定了第一部毒品管制法，即管制鴉片的《哈里森法》。但在此之前，使用海洛因上癮的例子就已很多，禁毒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但遲遲未能通過立法。促成《哈里森法》的出臺有兩個背景原因，卻都是與美國白人的種族歧視有關。一是對華人的歧視。自19世紀末，就有大量華工被運到北美修鐵路，到20世紀初，鐵路已經修完，美國經濟卻陷入衰退。滯留美國的華工對美國人就業構成威脅，對華人的仇視情緒很普遍。因為華工中多有吸食鴉片之癮，有的美國人就造謠說華工故意將吸鴉片之風傳到美國，好毀掉美國人。另一個原因是美國南部對黑人的歧視。當時黑人中有不少吸鴉片，美國南部白人中謠傳黑人吸食鴉片后會具有超人力量，能百發百中，而且刀槍不入，說是口徑0.32英寸的子彈都打不死。這引起了南部的普遍恐慌，有些地方的警察局還特意配備了口徑0.38英寸的子彈。有偶無獨，1937年美國通過《大麻稅務法》也有種族歧視的誘因，這次是因為20年代大批墨西哥人到美國農場打工，到30年代大蕭條時就成了不受歡迎的人。這真正應驗了狄德羅的一句話：“如果懲罰一個人得不到任何好處，為什么還要懲罰他呢？”，這里的奧秘恐怕就在于誰能懲罰誰了。實際上，管制政策的背后反映的是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的勾心斗角，政策的最終成形和具體實施，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利益集團之間的力量均衡以及它們同政府或官員之間明的談判和暗的交易。

　　毒品今日在國際上的泛濫，在一定程度上就有這種政治幕后交易的原因。在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遏制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為了和蘇聯爭霸，千方百計在東南亞、中東等地培植反蘇勢力。為此目的與當地政府和黑社會達成的協議中，就附有默許和縱容他們生產、銷售毒品的條件，因為這樣可以獲得巨額的反蘇經費。結果是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斷地進入美國國內。到今天，美國不得不修憲，規定美國總統有權宣布對任何一個禁毒不力的國家，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停止援助和合作。可是這種頤指氣使的態度讓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拉美近鄰很是反感，因此可能影響美國的外交關系。美國現在的處境真是有點進退維谷，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三、思路和出路

　　我們為什么沒有打贏禁毒戰爭？問題的關鍵也許在于，雖然我們在關于“禁毒戰爭”的報導中讀到的多是槍戰、暗殺、法庭、監獄，但禁毒戰爭并不真是什么戰爭。禁毒的真正含義就是對毒品市場的管制。全球性毒品市場的存在，首先是因為存在對毒品的消費需求，其次是因為毒品的交易采取了市場的形式。如果是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對毒品的管制措施就只能主要地借助市場管制的辦法。可是，正如我們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我們也不能在市場上用反市場的方法消滅市場，哪怕這是一個不好的市場，一個不道德的市場。

　　能不能用非經濟的方法治理毒品的蔓延呢？當然可以，而且看起來效果還挺不錯，在解放前中國本是亞洲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和集散中轉中心。但解放軍進城三年，毒害就如冰雪消融。另一個例子是伊朗。1979年霍梅尼發動政變，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全面推行政治、司法、教育、文化的伊斯蘭化，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禁毒。一時間伊朗的毒品大王望風而逃，紛紛離境。這里的成功是因為中央加強了對國內資源的有效控制和意識形態對全民的影響。但是，這種行政措施必然會使經濟力量更多地服從于政府意志而非市場規律，因此，它和市場規律在邏輯上是互相抵觸的。換言之，擴大行政干預一定會削弱市場經濟的基礎。對于當政者來說，這又是一個兩難的選擇。無論如何，你總不能既拿著蛋糕又把它吃掉，所以立法者和執法者對此應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我們還應該接著打這場禁毒戰爭嗎？面對一次又一次“光榮的失敗”，有些人開始心灰意冷。據說連國際刑警組織都曾有過休戰的念頭。我們前面的討論似乎也會錯給人一種絕望的印象。其實，就連那些主張毒品合法化的人們也沒有說可以不禁。爭論的焦點只是該“馳禁”還是“嚴禁”，過去的禁毒失敗了，這是實事求是的人們都會同意的。下一步是該改弦易轍，想一些別的辦法呢，還是應重整旗鼓，再大戰三百回合？冷靜地想想，別的辦法也不是沒有，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較好的禁毒措施應該是比現在的辦法更自由化一些，但反對的人可能更多。為什么我們不試著用一用那些更自由化的辦法，讓“實踐檢驗真理”呢？恐怕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對自己這個物種的信心不足。如果人類是一個要自殺的物種，你還敢放心地讓他在懸崖邊上散步嗎？可話又說回來，誰又能說人類一定就會管不住自己，非跟自己過不去呢？也許人類的自制力比我們想象的都要堅強得多呢。

　　這樣的爭吵好象永遠也不會有個結論。讀者朋友，這場辯論正需要您來作個裁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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