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行為決定國有企業的性質

　　雖然中國從1980年代就已開始嘗試企業改革的實驗，但國有企業部門仍然存在著許多深層問題。因此，改革在1990年代，走進了一個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任務的攻堅階段。

　　本文試圖提供理解國有企業邏輯的一個獨特視角。我們的探索得益于中國的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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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論家的創新，也從現代經濟理論中深受啟迪(尤其是源于科斯的企業理論、源于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和源于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

　　理解國有企業邏輯的最關鍵一點，是要注意國家和企業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字面意義上看，國有企業無非就是國家所擁有的企業，而這恰恰就是國有企業的本質。因為這意味著，國家所追求的目標和國家行為的結果決定了國有企業的行為模式。我們非常強調在分析國有企業行為時不能只見企業、不見國家。同時，也要看到：國有企業對國家政策的有關反應，又會使國家考慮是不是要對國有企業的體制安排做出調整。

　　計劃體制國家追求的目標大體上包括：(1)充分就業。計劃體制國家有義務保證公民的就業權利(至少是國有企業工人的就業權利)，這個充分就業目標是靠用行政命令，壓低并限制工資水平來實現的。但做為對此的補償，國家會給予工人較高的福利待遇。國有企業實際上承擔著提供各種福利待遇的任務，即所謂企業辦社會。(2)增長率。計劃體制國家在建國時基本上都是落后國家，為了趕超發達國家，它們不惜選擇重工業優先的戰略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以追求較高的增長率。為此，微觀經營單位必須嚴格置于國家控制之下，生產的目標是為了完成國家下達的指令性計劃。(3)財政收入。財政汲取能力常被視為國家能力的直接表現，因為它決定著國家能在何種程度上有效地貫徹自己的意圖。所以，國家還要盡可能地從國民收入中取得足夠多的收益以支付治理國家的成本。最初，國家直接要求企業上繳利潤，但是，這導致激勵機制的喪失，引起產量增長不足。同時，國家要求企業上繳利潤是以國家給予企業撥款和補貼為對等條件的，結果，財政收入的增加不抵財政支出的擴大。財政壓力迫使國家對國有企業體制做出調整，這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直接起因之一。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的起源和演變都在國家行為的籠罩之下。國家的目標和行為結果決定著國有企業的約束條件，國有企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只能在這種已經限定的約束條件范圍內。無論是私有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會在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它們表現出來的行為卻極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它們所面對的約束條件不同。

　　市場經濟中私有企業的約束條件是產品市場上的需求和要素市場上的供給。根據產品需求量和要素供給量的變化，企業可以自發地調整產量和要素雇傭量。科斯指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利用市場機制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交易成本，也就是搜尋信息、談判、簽約和履約等活動引起的成本。人們之所以要用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企業這種組織形式能節約市場活動引起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和運轉企業也會帶來組織成本，因此，企業的邊界最終將由市場機制的邊際交易成本和企業組織的邊際組織成本相等的那一點決定。綜上，無論我們是從企業規模的角度，還是從企業產權的角度來定義企業的邊界，都能看出，私有企業的邊界是完全彈性的。

　　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與此恰恰相反，可以說，國有企業的邊界是不變或是剛性的。國有企業邊界剛性的性質，完全是由于國家對企業的控制而形成的。首先，從產權角度來看，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是由國家行為施加的外部變量，所以，從企業立場變更這種正式的產權結構是不可能的。這種產權結構的特征是：企業最多只能擁有內部配置資源和內部分配收益的部分權利，但超過本企業范圍自由調配資源和按企業意愿自由調整收益分配的權利卻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其次，從企業規模來看，國有企業不僅難以調整其資本存量，也不可以變動勞動力數量。這是因為，國家要控制國內資源的配置，就不能放松對生產要素的管制；其次，就業目標的實現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政府的義理性。在計劃體制下，國家可以把就業創造的任務交給國有企業，以此減輕自身的負擔。正是由于計劃體制下國有企業邊界剛性的約束條件，決定了其行為既不同于市場經濟中的私有企業，又不同于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所以我們認為，計劃體制下國有企業的性質就是邊界剛性。

　　在傳統的計劃體制中，邊界剛性幾乎表現為邊界不變。國有企業初期的改革是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這一改革雖然擴大了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權，但國有企業邊界剛性的格局基本上并未改變。首先，在要素供給方面(尤其是資金供給)，國家仍保持高度的壟斷，所不同的只是以前企業對政府的軟預算約束，在“撥改貸”以后變成了企業對銀行的軟預算約束。另外，由于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相對滯后，國家仍然要依靠國有企業解決社會就業問題。從而，我們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在過渡時期遇到的主要問題，如企業冗員過多、社會負擔學生以及企業負債過度等，都是邊界剛性在新時期的表現。

　　二、國有企業的自發創新

　　國有企業雖然是國家推行計劃體制的產物，并且一直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但是，從經濟學的邏輯來看，國有企業也是在約束條件下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者。在社會穩定的條件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有企業的自身利益及其自利行為也表現得日益明顯，從而，它將做為一種組織和利益集團在經濟體制運行和制度變遷中發揮作用。我們將指出，正是企業的這種自利動機，促使其在邊界剛性條件下，發現了一種可以有效減少交易費用的組織創新。這種組織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減少計劃體制的浪費和無效率。

　　在邊界剛性的條件下，如果企業能部分地獲得了在企業內部組織生產活動的權利(只要企業和國家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這種權利下放就是不可避免的)，企業就會放松或部分放棄垂直行政控制方式，而代之以在企業內部擴大分工，并讓分工的各生產活動單位在企業內部模擬市場交易。我們把這種趨勢稱為國有企業的內部市場化創新。

　　從國有企業的利益來看，這種組織創新有助于提高企業效益，從國家利益來看，這種組織創新并不改變國有企業邊界剛性的格局，而且可能增加國家收入，因此，企業有實行這種創新的動力，國家也會默許甚至鼓勵這種創新。

　　由國有企業內部市場化創新所帶來的收益包括：首先，企業高層領導將日常決策權下放給擁有更完備信息的各生產活動單位，并由此從對生產經營的直接干預中脫身出來，集中力量提供企業內部管理章程等“公共產品”，監督和維持企業內部交易秩序，并協調它們的利益沖突，這將有助于深化企業領導和管理層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分工。其次，在計劃體制的國有企業內部存在著一些有利因素，比如企業各生產活動單位之間利益緊密相連，企業內部的行政領導權能創造性地轉化為維持企業內部交易關系平等、互利的權威，企業內部交易規模較小而易于監督、協調，在邊界不變的封閉單位中易于產生一種人際間平衡和合作的非正式規則等，這些因素將使企業內部的交易成本較低，有助于形成一種類似市場的內部機制。在這種內部市場中，各生產活動單位有較適宜的環境使自身職能專業化。最后，在這種專業化過程中，企業內部各生產活動單位的自身利益日益獨立，從專業化中可望獲得的收益也越來越多，于是，它們在利益驅動下便有可能通過各種方式(合法的或非法的)繞過邊界剛性的限制，尋求更為廣泛的交換關系，這將使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在單個企業的規模之外有進一步的擴大。在我們看來，這種由各專業單位自發形成的類市場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行政控制導致的效率損失，并增加了社會經濟制度的靈活性和應變力。

　　另外，企業內部市場化的收益還可能包括由內部市場的競爭關系帶來的監督成本減少和工作積極性的提高。企業內部各生產活動單位之間的效益不相等，工人收入也就不相等。在習慣了分配均等的環境中，這種細微的差異也會引起密切的關注。一方面，人員和要素在企業內的流動傾向效益更好的部門，由此使部門經理人員和職工必須為在競爭中為求更大生存而提高努力程度。另一方面，由于部門之間非常關心這種相互差異的形成和來源，因此在它們之間也有著互相監督的動力，這無形中減少了自上而下監督的成本。

　　最后，我們必須申明一點：雖然國有企業的自發創新最終會形成一種均衡，但這種均衡在經濟效率上只處在次優狀態。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假想把各種經濟組織形式連接成為一條連續的光譜。在市場經濟中，私有企業的發展趨勢便是從光譜的一個端點，即完全分散的市場交易為起點，經過企業對市場的不斷替代，也就是企業從單一單位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統一的古典式企業發展為多單位的現代工商企業，逐漸過渡到光譜的中間地帶達到一個均衡點。計劃體制下國有企業的演變恰是從光譜的另一個端點，即完全集中的企業控制為起點的反方向運動。雖然它也可以到達一個均衡點，雖然在這個均衡點上的效率水平要優于兩個端點，但與市場經濟中企業不斷替代市場的所謂“市場內部化”趨勢相比，國有企業的內部市場化趨勢受到以下幾種因素的制約，而無法進一步地逼近社會最優點：(1)邊界不變使企業內部市場規模有限，因而限制了分工的發展--由外生變量限定的邊界已宣判了分工發展的極限；(2邊界剛性使企業內部市場上的每一生產活動單位幾乎都是壟斷者，這是造成內部市場化無法實現社會最優的又一種原因；(3)邊界剛性限制了產權的可交易性和要素的自由流動，因而產權和要素供給無法實現最優組合，造成資金、勞動力，尤其是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的錯誤配置。瓦爾得莫.皮諾切克(Vladimir Benachek)曾有一個很精譬的比喻，頗能概括我們的思想。他說，社會主義已經走到了一座小山(計劃體制)的山頂，他們現在想要做的，是爬上一座更高的山峰的巔頂，但在兩山之間，卻橫亙著一條深淵。

　　三、改革思路：在國有企業的內部培育市場

　　據說問題從來就不是被解決的，而是被遺忘的。但問題之所以能夠被自然而然地遺忘，而不是惡化為一場令人難忘的災難，恐怕還在于有政治家和實踐家們高明地化解矛盾。不管怎樣，這句話還是能夠給我們一個啟示，即原則上講或至少是事后來看，成功的改革一定是“瓜熟蒂落”的。

　　回顧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至今為止，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成就主要來自企業內部邊界的調整。體制改革之后，國有企業的外部邊界仍然保持著剛性的格局。這是因為在改革過程中，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國家仍然需要從國有企業那里獲得相對穩定的收入以支付改革成本。所以，由國家實施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仍然無法改變邊界剛性的格局，只能以放權讓利的形式，賦予國有企業更多的自由以調整企業內部邊界。在國家相應政策的推動下，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從過去的實踐中發掘已有的經驗，把計劃體制時期內部市場化的做法加以改造和推廣，很容易走出一條適合國情的改革之路。我們所看到的一些成功例子，如邯鋼、山西平朔煤礦、中原油田等，借鑒的都是這條思路。

　　與上一個判斷相對應，我們還可以看出：至今為止，國有企業的困難和問題仍出在邊界剛性的限制。從前面的分析已經可以看出，邊界剛性的限制使國有企業的自發創新無法實現經濟效率方面的最優均衡。如果考慮到產業結構轉換和人口老化等外部條件的變化，邊界剛性的限定將使國有企業的狀況有如雪上加霜。然而，最關鍵的還并不在此，事實上，在非國有經濟崛起的條件下繼續保持邊界剛性的限制，已造成企業運行機制的“雙軌制”，這不僅引起了企業間競爭條件的不對等，而且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內部人控制”等尋租活動。新一輪尋租活動來勢之猛，已引起人們對“腐敗與改革賽跑”的擔憂。

　　既然國有企業邊界剛性帶來的問題如此之多，那么，為什么到了要改革這一局面時，卻如此困難呢？國家在財政上長期依賴國有企業，恐怕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持謹慎態度的一個苦衷。此外，國有企業職工在改革之后，仍不愿失去傳統體制下的充分就業和高福利水平，這也是改革的一個很大阻力。

　　但是，從現在開始，也許我們已經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最好時機。主要原因在于：非國有經濟的崛起已使國有企業對國家的重要性相對下降。改革之后，非國有部門在中國經濟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產值和財政上繳的比重均有很大的提高。而在這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雖在增長，利潤率卻在下降，由此引起國家對國有企業財政補貼的增加和國有企業財政上繳的減少。除此之外，非國有經濟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基本上吸納了從農業部門分化出來的剩余勞動力。所以在解決就業方面，非國有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之中。總之，國有企業對改革的邊際貢獻在下降，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本也在減少，國有企業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

　　根據我們的分析，國有企業改革中后期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邊界剛性條件的限制。各種改革方案的最后落腳點一定是如何打破邊界剛性的格局。最優的改革方案應該是能以最小的成本，盡可能地使企業邊界調整到最優規模，或者說，盡可能地使企業邊界調整具有完全彈性。

　　國有企業的邊界調整方式有兩種，即由國家調整國有企業邊界和由國有企業自身調整邊界。在傳統計劃體制下，國家按行政命令調整企業邊界，其成本相對極低，而國有企業受邊界剛性的限制，其調整邊界的成本幾乎為無窮大。在改革過程中，國家必須兼顧經濟效率與政治穩定，其調整成本隨著時間的推遲將越來越高。而國有企業在改革之后逐步適應市場機制，由其自身依靠市場機制調整邊界的成本日益下降。因此，國家靠行政干預調整企業邊界的成本很高，且結果未必能達到最優均衡，國有企業改革應主要依靠企業自身調整邊界。而且，國家從直接干預中脫身之后，能集中力量提供制度安排等公共產品，這將進一步降低企業自身調整邊界的成本。

　　總結上述討論，我們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質應該是，在有利于國家維護政治穩定的條件下保持漸進式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國有企業的內部培育市場，同時，要引導新興的體制外部門加快發展，減輕國有企業改革的負擔；最后，我們還想指出，這一思路的意義在于，國家可以從國有企業的自發創新中得到啟示，并在改革過程中順應、引導這種制度創新活動，由此可能探索出一條從企業內部入手、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潛在優勢，引導企業通過自利行為完成體制過渡的改革之路。

　　四、結語

　　布坎南在他的一本書中曾引用過維克塞爾的一段話。維克塞爾說，他樂意于他的理論被人稱為扶手椅中的沉思，因為這倒確實是建立一個內容廣泛、邏輯一致的理論體系的有效做法。也許，任何一種理論都會或多或少地帶上這種空想的色彩，但我們并不太關心自己的理論是否能夠構成一種完美的體系。理論的意義在于提出假說，因此，我們等待的是來自實踐的證實，或者證偽。同時，我們也期待著，在這里提出的問題能進一步引起人們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考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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