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證據的信念

　　開放政策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一個流傳甚廣的信念是：開放政策能帶來經濟增長。據說，隨著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或國際貨幣基金、采用“國際慣例”，一國的經濟增長勢頭就會高漲。既然發達國家的開放程度已經相當之高，而發展中國家卻大多正在從封閉走向開放，這種由開放進程帶來的經濟增長收益更多地會由發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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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獲得。由此可以很自然地得出一個推論：即發展中國家一旦實行開放政策，便能以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速度奮起直追，最終達到“趨同”。

　　表面上看來，“開放政策帶來經濟增長”這一命題很容易令人信服。一方面，早在亞當.斯密的那個年代，經濟學家便已指出，自由貿易能夠使貿易雙方得利。迪克西特和諾曼(Dixit and Norman)證明了自由貿易條件下的一般均衡至少不劣于自給自足狀態下的一般均衡。他們的論證簡潔優美，堪稱經典。[1]另一方面，以東亞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及地區的崛起舉世矚目，更令其它的發展中國家羨慕不已。人們發現，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大多是靠貿易起家的。新加坡和香港的對外貿易額甚至比其國內生產總值還高，是當之無愧的“超級貿易經濟”。再看看依然封閉國門的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國家)卻江河日下，孰優孰劣，不是涇渭分明嗎？然而，最近的經驗檢驗結果卻發現，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開放命題”的反思。

　　這些“反潮流”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諾迪克教授(Rodrik)的一系列著述。諾迪克是一位土耳其國籍的哈佛大學教授，算來他也是來自發展中世界。1981年他從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關系學院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他輾轉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現在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國際政治經濟教授。諾迪克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界新一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數本著作為其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如《全球化是否已走得太遠》(1997)、《全球貿易的緊迫問題》(1996,合著)、《神跡還是人力：東亞奇跡的經驗》(1994,合著)等。此外，他在《政治經濟學》、《美國經濟評論》等雜志上還發表了許多倍受重視的論文，如《為什么越是開放的國家政府規模越大》、《政策改革的實證經濟學》等。1999年他又推出了自己的新著《新全球經濟與發展中國家：讓開放政策生效》。[2]這本書集中表述了他對“開放命題”的反思。本文便是對他的這本新著及其它有關研究的評介。

　　有關“開放命題”的經驗研究始于薩克斯和瓦爾納(Sachs and Warner)1995年的一篇論文。[3]他們考察了開放經濟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關系。其結論甚合于主流信念，即實行開放政策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實行封閉政策的發展中國家。薩克斯和瓦爾納提出，所謂封閉的貿易政策，應至少滿足以下5項指標中的一項：(1)非關稅壁壘覆蓋貿易額的40%以上；(2)平均關稅稅率超過40%；(3)黑市匯率與官方匯率的價差超過20%；(4)社會主義經濟體制；(5)主要的出口實行國家壟斷。

　　反之，開放的貿易政策則應是以上5項均不符合。薩克斯和瓦爾納發現，平均而言，實行開放貿易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增加2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值得注意的是，薩克斯和瓦爾納也不得不承認，開放政策和其它一系列國內改革往往同時發生，所以他們的研究并不能說明，在其它改革不出現的情況下，僅僅實行開放政策會對經濟增長有何影響。

　　諾迪克和其他的研究者們指出，薩克斯和瓦爾納的開放標準存在問題。關稅稅率和非關稅水平一向被認為是衡量貿易開放度的指標，但如果在那5項特征中去掉這最關鍵的兩項，薩克斯和瓦爾納的回歸結果并不會受到太多影響，如果在那5項特征中僅考慮這最關鍵的兩項，則回歸的結果不再具有顯著性！[4]

　　諾迪克自己的研究發現，若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被解釋變量，對初始收入水平、初始教育程度、區域因素、開放政策等一系列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結果總是發現開放政策只有微弱的顯著性。資本流動的開放程度對經濟增長也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投資率和宏觀經濟失調指標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則相當緊密。投資率越高，經濟增長率也越高，宏觀經濟失衡的程度越深，經濟增長率也越低。

　　為什么經濟增長如此重要？

　　如何解釋這種經驗檢驗與主流信念之間的矛盾呢？可能性無非有三種：要么是主流的國際貿易理論(據說是“開放命題”的理論基礎)錯了，要么是經驗檢驗有缺陷，要么是人們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存在誤解和迷信。這三種可能性中，第一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固然，從巴格瓦蒂(Bhagwati)早期的成名研究，到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均提出了貿易可能導致某一國貧困化或是對某一行業不利的特例，但特例始終只是特例而已。[5]自由貿易能夠促進世界福利的提高，這一道理可以說是顛撲不滅。第二種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在沒有出現更具有說服力的相反結論之前，我倒是相信諾迪克的結論大致上是成立的。因而，在我看來，真正值得反省的乃是人們如何誤讀了主流經濟學理論，輕易地虛構出了一種流行的迷信。

　　不妨回過頭來，仔細琢磨一下“開放命題”的提法與經濟學理論有什么微妙的差別。盧卡斯和楊在他們關于經濟增長的經典研究中早就提出，傳統的貿易理論證明的是自由貿易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水平而非增長率的影響。[6]換言之，傳統的貿易理論指出，自由貿易能夠促進資源的最優配置，但這只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新國際貿易理論強調規模經濟和創新，因而談到貿易能促進經濟增長。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規模經濟的國際貿易和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并非一回事。而根據羅默(Romer)的研究，由于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先進者愈先進，落后者愈落后，由貿易帶來的增長將主要是由發達國家獲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反而可能越拉越大。[7]當然，這也不是說發展中國家注定與經濟增長無緣，但正如鮑莫爾(Baumol)所指出的，并非只要是一窮二白就一定具有后發優勢，只有一國的人力資本和技術水平超過一定的臨界水平之后，才可能有效地吸收外國先進技術(這主要是通過進口而非出口)，實現經濟增長。[8]這樣說來，與其說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不如稱它是催化劑。

　　看來，問題就出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許諾的只是靜態的資源配置效率，而信奉“開放命題”的人們要求的卻是動態的經濟增長。從理論到觀念，“驚險地一躍”，結果失足了。這又引出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為什么人們會如此看重經濟增長？為什么單有效率并不能使人們饜足，而非要要求更多？

　　一國的經濟政策包括多重目標，這多重目標間往往相互沖突。在這種條件下，政策目標的取舍就反映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對比以及觀念輿論的轉變。在本世紀初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收支平衡乃是各國政策中最重要的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出金融資本的政治優勢。20年代后期，英國為了在恢復的金本位制度下維護英鎊，可以泰然接受10%的失業率，這在今日幾乎是不可想像的。1892至1897年間，美國政府為了抵抗對美元的投機，堅持不放松銀根，不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緊縮和金融動蕩。但是，在一戰之后，政治力量的平衡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工業化和民主化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人組織起來之后，成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壓倒了資本的利益。結果，國內政策成為各國政府優先考慮的目標。國內經濟政策中，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又成為首要的兩個目標。

　　我試圖在此提出的一種假說是：在發達國家，數量眾多的所謂“中產階級”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對于中產階級而言，獲得一個收入前景看好的工作最重要，因為這是他們財富的主要來源。他們財富的另一個來源是通過共同基金或養老基金管理的證券投資。他們的利益不同于數量越來越少的藍領工人，藍領工人關心的是如何保有一份盡管收入較為菲薄但卻穩定的工作。他們的利益也不同于傳統的大銀行家，大銀行家只看重與自己的業務相關的行業的發展勢頭，而證券投資則更受基本面因素的影響。假如我們相信政治決策是根據“中間投票者”即中產階級的偏好制定的，那么不難理解，何以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會日益壓倒其它的經濟政策目標。

　　在發展中國家，第一代執政者大多屬擁有“超凡魅力”和至高權力的“民族解放之父”，他們對經濟增長的關心酷似私人企業主對自己家庭企業成長的關心。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人，領袖的光環已經褪色，他們必須尋找新的義理性來源。經濟增長能夠帶來的恰恰正是義理性的提高。由于相對地缺少普通公民的政治參與，政府只能簡單地以經濟增長率指標向人們許諾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也可以迎合其它的利益集團。新興的民族企業在經濟增長的潮水中涌現，經濟衰退則許多尚在創業階段的企業便紛紛擱淺。執政者也可以說服在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軍方相信，經濟增長意味著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潛力的壯大。地方政府和部委官員常常比中央政府更熱衷經濟增長，這其中的奧秘不過是他們可以從經濟增長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經濟增長的源泉

　　倘若我們接受經濟增長作為政府的首要目標，那么，什么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呢？什么又是一國促進經濟增長的最切實有效的政策呢？

　　近年來涌現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再度喚起了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興趣。這一理論的發展博大精深，我希望能有機會另文介紹。在本文中，我想著重談論諾迪克教授在其新著中反復提醒人們注意的幾點：(1)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自動地帶來經濟增長，或者說，開放政策可能是持續穩定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它并非一個充分條件；(2)不僅如此，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最值得警惕的是開放對國內收入再分配的影響，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一國的政治穩定；(3)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是國內因素，諾迪克尤其強調國內投資的重要性；(4)一國經濟增長政策的要訣是：促進國內投資、維護政治穩定、輔以對外開放。但政策措施的具體形式靠各國政府以自主性和創造力去探索和試驗，而非簡單地套用“國際慣例”或指望國際經濟組織的錦囊妙計。

　　所謂國內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其實不過是經濟學中的老生常談。在經濟學家們還沒有發現其它更新奇的事物之前，他們只知道投資是最重要的。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舊經濟增長理論的區別無非是，前者指出投資中凝結了技術創新等因素后會表現出規模收益遞增的特征，而后者卻只是看到常規投資符合規模收益遞減的特征。50年代發展經濟學強調的也是投資的重要性，“大推進”也好，“雙缺口”也好，莫不如此。遺憾的是，人們后來覺得這些學說似有“計劃體制”之嫌，就不愿意再提了。如今，“華盛頓共識”成了時尚，主流經濟學家改為四處兜售標準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私有化加上對外開放，包治百病。盡管克魯格曼在一次演講中談得興起，就曾說到規模收益遞增理論可以給“大推進理論”以新的詮釋，但注意的人似乎并不多。[9]

　　諾迪克對東亞奇跡的討論可以給我們以新的啟示。按照流行的看法，東亞四小龍是通過出口實現經濟增長的典范。諾迪克對此提出的質疑是，盡管韓國和臺灣的出口增長速度很快，但由于它們出口的基數很小，所以出口額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并不高，60年代韓國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低于5%，臺灣的這一比例也僅為10%。它們的制成品出口在整個出口中的比重僅為1/4左右，由此推算，制成品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過為1-2%左右。這么小的出口規模，如何才能帶動如此高速度的國民經濟增長呢？此外，我們可以注意到，韓國和臺灣在出口增長的同時也經歷了投資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那么，這是否表明出口增長會帶來投資水平的提高，并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呢？諾迪克舉了兩個反例：一是土耳其80年代大力推進貿易自由化，出口也高度增長，但在這一時期私人投資水平反而下降，二是智利在1982-83年經濟危機之前，投資興旺但出口不振，到了危機之后，出口形勢較好，投資水平卻反而萎縮了。

　　在諾迪克看來，東亞國家和地區以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關鍵乃是投資水平的大幅度飆升。他發現，在經歷了“投資過渡期”(即在這一時期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能夠提高5%以上)之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均有顯著提升。他的研究顯示：在“投資過渡期”之前，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較世界平均增長速度低0.8%，在“投資過渡期”之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較世界平均增長速度高1.4%。

　　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如何才能提高其投資水平呢？諾迪克回顧了東亞四小龍及馬達加斯加等國的經驗并指出：各國有自己的國情，也自有不同的最優投資策略。比如，南韓的特點是銀行國有化，然后向企業提供低利率(實際利率甚至為負)的貸款支持，并以出面“保釋”失敗企業的承諾降低投資失敗的成本；臺灣則是通過稅收刺激私人企業投資；新加坡強調的是支持外國投資，等等。不過他也談到，由于發展中國家初期存在種種“市場缺陷”，因而政府的干預不僅不會“擠出”私人投資，反而會刺激更多私人投資蜂擁而入。通過國家投資能夠提高投資的預期收益，從而激發企業家們投資的“氣血沖動”。

　　不過，我想要指出的是，第一，大規模的投資增長固然有助于刺激經濟增長，但若求長期持續的增長，則可倚重者與其說是投資的規模，不如說是投資的質量。傳統中央計劃體制國家無不強調傾注大規模的投資，以國家強力推動工業化。這一戰略在初期固然曾建奇效，但惜乎最終難以為繼，其原因就在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導致資本-產出比率不斷增加，為了維持原有的增長率水平，所需追加的投資額越來越多，直至國家財用竭蹶，而經濟增長亦無法維持下去；第二，國家的投資在非常時期或可補私人投資不足之病，但歸根結底，政府是無法越俎代庖的。國內投資的主體終歸是私人投資，因而提高國內投資水平的出路不外乎減少行政審批的繁文縟節，杜絕尋租和腐敗，提供明晰的產權保護等；第三，格申克隆1962年在《理論視野中的經濟落后》一書中就已強調國內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金融體系的主要功效是提供支付手段、轉移資產、管理風險和提供信息和監督。金融體系的相對滯后，必壓抑投資的潛在熱情。因而，應該打破國家對金融的管制，對應于新興的民營企業，發展靈活多樣的民營金融(最近的研究表明銀行而非證券市場應該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中占最重要位置)，這樣才能變死水為川流，真正做到“搞活”經濟。[10]

　　開放的風險

　　從二戰結束到70年代初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1960-1973年間，至少有4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年均人均經濟增長率超過2.5%。這一比例意味著人均國民收入不到28年，也就是只要用一代人的時間，就可以翻一番。然而，1973年之后，便一直是多事之秋。石油危機、債務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初級產品價格波動，以及80年代初美聯儲實行的緊貨幣政策，把發展中國家折騰得夠嗆。那40多個曾實現高速度增長的國家，在1973年之后，年均人均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下降到只有0.96%左右。這段時期的開放歷史一再提醒發展中國家，世界市場上是有風險的。盡管對外開放確實有潛在的收益，但只有那些在風吹浪打中依然能夠保持國內宏觀經濟穩定的國家，才能使這些潛在的收益轉化為現實。否則，發展中國家從開放中受到的苦頭會超過他們期望得到的收益。

　　人們總是習慣于把宏觀經濟穩定設想為自上而下的、完全由專家和官僚們設計和管理的技術問題。要不要貶值，要不要降息、是增稅還是減稅，似乎完全是宏觀經濟學家們的作業。跟老百姓們講不清楚也罷，反正摻合的人越多，事情越容易搞砸。這種看法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任何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均會引起收入的再分配。只要涉及到收入的再分配，涉及到利益的調整和沖突，就一定會在社會各階層中間激起波動甚至波瀾。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決定了宏觀政策的具體方案。比如即使決定了要實行寬松的財政政策，那么是該增加政府支出呢，還是減稅？減稅又該減哪些稅？事實上，宏觀經濟學理論并不能在選擇這些方案時提供標準的參考答案。而且，宏觀經濟政策能否順利地實現預期的穩定目標，常常受到收入再分配和政治博弈的影響。若能不引起社會沖突和動蕩，宏觀穩定政策就易于完成任務。反之，潛在的社會沖突會拖延政府實行宏觀穩定的行動，致使問題沒有好轉，反而惡化。更糟的是，若忽略由于收入再分配引起的利益之爭，而一味地強制執行并不公正的宏觀政策，迫使某一階層過多地承擔宏觀穩定的代價，甚至可能觸發尖銳的社會沖突。

　　概言之，諾迪克認為，開放可能帶來外部沖擊(比如貿易條件的惡化或貨幣危機)，這種外部沖擊碰撞上國內經濟，會加劇社會再分配的沖突。這種沖突反過來又妨礙了宏觀穩定政策(如調整財政政策、改變實際匯率或實際工資水平)的順利執行、或是直接妨礙生產性活動(比如通過罷工、暴亂)。諾迪克的這一觀點可由以下公式概括：

　　增長率變動＝-外部沖擊×潛在的社會沖突/紓解沖突的體制

　　也就是說，外部沖擊越大，增長率受到的負面影響越嚴重。潛在的社會沖突越尖銳，外部沖擊的破壞力越大，增長率受到的負面影響越嚴重。但紓解沖突的體制越完善，則能使外部沖擊的破壞力減緩，從而使其對增長率的影響越微弱。

　　外部沖擊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系統中的外生變量。潛在的社會沖突也大致上是社會中的既定現實，或是受到歷史的影響。比如我們可以設想，收入分配程度越不平等，潛在的社會沖突越大。而一個社會的異質性越嚴重，比如種族、民族、語言間的差異越大，則潛在的社會沖突也可能越大。由此可見，對于政策設計者而言，真正能夠有所作為的是建立一套紓解沖突的機制。

　　對比泰國、韓國和印尼在此次貨幣危機爆發之后的不同反應，便可以看出紓解社會沖突之機制的作用。泰國、韓國在危機之后均成立了新政府。泰國成立了以川.立派為首的八黨聯盟，韓國則由以“民主斗士”著稱的金大中執政。兩國的新政府均迅速采取措施，清除官員腐敗、官僚主義等民怨甚重的問題，開放渠道聽取民眾意見。兩國公眾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對新政府的支持令人印象深刻。在泰國開展了“泰國人幫助泰國人”行動，試圖減輕在危機中失業的泰國公民的困難。在韓國，人們紛紛貢獻家中的黃金首飾以增加國家的外匯儲備。韓國政府與工會的談判與合作一直非常密切。韓國工會聯盟甚至曾主動推遲了原定的大罷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泰國和韓國在危機之后經濟恢復較快、政治較穩定。與泰國和韓國的例子相反，印尼在貨幣危機之后日益走向經濟崩潰和政治動蕩。蘇哈托總統堅持不愿放棄極權統治。印尼普通工人和窮人承擔了危機的絕大部分成本。反蘇哈托的力量迅速轉為暴動。社會沖突和種族仇視惡化。華人成為暴亂分子掠奪、燒殺、強奸的受害者。為了轉移對政府的不滿和反對，印尼官員默許甚至慫恿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結果是事態不斷惡化，蘇哈托被迫下臺，但這時已經太晚了。整個社會上空陰霾沉沉，籠罩在仇視和暴力的氛圍中。

　　諾迪克談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紓解沖突的機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應著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和信譽。只有這樣，政府才能在矛盾和沖突的各方之間靈活斡旋，扮演一個公正、中立的協調者的角色。從凱德蘭德和普里斯考特(Kydland and Prescott)的研究開始，宏觀經濟學越來越重視承諾和信譽對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之效果的影響。[11]政府的信譽來自于合理的制度設計(如中央銀行獨立性)，也來自于其自身的效率。如果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和信譽喪失，再精巧的宏觀穩定政策都無力補天。提高政府威望和信譽乃是一項長期的工作。點滴積累起來的制度創新、持之以恒地反腐倡廉、大刀闊斧地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官僚主義，不僅對提高微觀經濟運作的效率至關重要，對于宏觀穩定同樣不可缺少。

　　第二，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渠道，使政府能夠聽到公眾的聲音，也使公眾中的不同人群聽到彼此的聲音。所謂制度化的渠道，是指允許公民直接參與政治決策或保證在決策層中有不同階層的代言人。這其中的意義在于，一方面，人們之間若能聲息相通，則可增加相互的了解與理解、并創造出更多妥協與合作的機會，從而減少潛在的社會沖突與動蕩，另一方面，若公眾能充分理解政府的處境與選擇，則對政府的擁護程度會上升，政府也可以在面臨決策時能有所咨詢，從而作出更兼顧全局的妥善安排，或是在面對不同的選擇時有更大的騰挪空間，因為執政者選擇與不同集團結盟的組合可能性增加了。諾迪克談到，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尤應注意讓非精英的階層，如農民、工人更多地參與。他甚至談到，從這一意義來講，出現有組織的工會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想補充指出的是，對于轉軌國家來說，還應注意讓新興企業家階層更多地參與政策決策，因為新興部門乃是過渡時期經濟增長的源泉，從而也是政府增加其義理性的新的來源。

　　第三，加緊建立社會安全網和保障制度。市場經濟的發育成長和對外開放過程中存在意想不到的風險，因而需要一套相應的社會安全網和保障制度，保護那些受害程度最深的公民，并同時維護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合法性。正如波拉尼40多年前在其名著《大轉型》中談到的，若沒有這種相應的保障制度，由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大轉型”根本不可能自發地實現。問題在于，西歐式的福利國家制度，以及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制度都已經暴露出內在的缺陷。如何找到公正與效率兼顧的新模式，仍困擾著各國政府和經濟學家。

　　更多自主性， 更多創造性

　　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顯示了世界經濟內在的動蕩與無序。如何減少這種動蕩與無序？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盡管非常激烈，但卻一直缺乏可行且富有建設性的建議。

　　研究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學者們都注意到了，世界政治經濟的最基本狀態便是“無政府”，即在各主權國家之上缺乏一個具有強制約束力的世界政府。據說這便是戰爭以及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源。如果這一邏輯成立，一個自然而然的結論便是：我們最終需要一個“世界政府”，以便徹底改變“無政府”狀態下的混亂。

　　這種設想自康德就已開始。數百年來，盡管不乏有創見的嘗試，但主權國家依然是基本的政治、經濟單位，真正的“世界政府”一直停留在紙上。何以“世界政府”的出現如此困難呢？

　　一個最直接而明顯的原因，無非是因為各國政府乃現行世界秩序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任何導致其大權旁落、利益收縮的重大改革均會遭到激烈的抵觸。但是，隨著經濟活動日益跨越國界、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如溫室效應)，以及新意識形態的流行(如人權概念)，主權概念不是已經變得日趨具有彈性了嗎？難道以后不會出現一個“無國界的全球經濟”，從而在根本上動搖國家統治的基礎嗎？事實上，國界對跨國經濟交往的影響，要比人們想像中的程度深得多。麥克拉姆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像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兩個國家地理上毗鄰而居、語言文化接近、經濟政治制度相同、關稅水平又已經降至很低的水平，兩國之間的交流應該基本上已突破了國界的限制。事實則是，加拿大的兩個省之間的貿易量，大約是加拿大的一個省與另一個同等距離、同樣人口的美國州之間貿易量的20倍！[12]所以說，即使是到了遙遠的將來，主權國家的存在仍然有其客觀上的合理性。而正如諾迪克在《為什么越是開放的國家政府規模越大》中指出的，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由于外部風險增加，政府還必須應對這些外部風險對國內政治的沖擊，因而其重要性不僅不會削弱，反而要加強。[13]

　　贊成“世界政府”的論者或許會說，所謂“世界政府”并非是要打碎現有的各國政府，重建一個新的全球“總統府”。“世界政府”的作用其實是由各國政府通過“一致同意原則”達成一套類似“憲法”的契約，以此約束各國政府的行為。仿照馬基對多邊貿易協定的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即使這種“憲法”不具備強制力，它仍有其積極意義：第一，它可以將違約者的行為昭示于眾，讓其它的伙伴國都知道，這有助于提高國際信譽的重要性，促進國際間通過長期博弈達到合作；第二，當雙邊關系中地位不平等問題較嚴重時，多邊談判優于雙邊談判。[14]

　　不過，事實證明，這種“憲法”的重要性仍然無法高估。第一，“憲法”的履行永遠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難題。建立強制性的監督機構只不過是一種空想、靠自發地互相監督又遇到“集體行動”和機會主義的困撓。第二，如同任何“契約”一樣，“憲法”總是不完備的。有些事情是不可預料的，有些事情即使可以預料卻難以被查知和定性，再加上“語言是人類發明的最笨拙的工具”，所以，一份合同條款訂得再細，也無法包括未來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第三，更重要的是，“憲法”并不像布坎南或羅爾斯等哲人所設想的那樣，乃是各方在“無知的面紗”下達到的最公正的制度。“憲法”中固然會體現從長計議的制度構想，但也反映出參與“立憲”的各方當時當地的利益。舉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例。多邊協商、最惠國待遇和反對保護主義乃是各方著眼長遠利益認同的基本原則，但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妥協和讓步比比皆是。比如，關貿總協定初成立的時候，英、法等國堅持保留與其前殖民地的特殊關系，雖然這違背了最惠國原則；而“多邊纖維協議”公然違反上述三項原則，卻始終巋然不同。事實上，就連一些看上去完全是技術方面的所謂“國際標準”，背后也隱藏著既得利益者的形響。

　　因此來說，“世界政府”的設想不惟是一種空想，還是一種有誤導性的空想。記得國際政治學的大師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便曾借一位阿根廷外交官之口說過，世界政府建成之日，便是世界大戰爆發之時。諾迪克1998年11月在《新共和》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勾畫了他心目中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原則：[15]一方面，他強調各國應遵守多邊協商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此外，他也主張各國應逐步降低商品和服務的貿易壁壘，但并不一定要降低或取消資本管制，尤其是對短期資本項目的管制。尤其是，除非是遇到酸雨等存在跨越國界之“外部性”的問題，一般來說，不應追求各國產業管制、稅收、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等原屬國內經濟問題的政策安排一致。最后，諾迪克與許多其他經濟學家不同的是，他呼吁應該允許各國在遇到國內的政治壓力時實施某種保護政策。比如說，諾迪克認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現行保護條款過于嚴苛，致使各國政府很難有效地訴諸這一條款。于是，為了逃避“管制”，各國紛紛在世界貿易組織之外設置諸如反傾銷法之類保護政策，而這類保護政策比關稅保護的危害更劇。

　　諾迪克主張給予各國更多自主性的方案看似激進，實際上卻代表了不少見解深刻的經濟學家們近年來的反思。比如，費爾德斯坦(Feldstein)在《外交》雜志上有一篇評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文章，其中便指出，像韓國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要由貸款銀行協同行動，調整其對韓國短期借債的結構，延長還債期或額外提供暫時的貸款援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許多結構重整方案，盡管從長期來看是有利的，但卻集中在政治最敏感的問題上，如勞工市場、企業治理結構、政府-企業關系。費爾德斯坦因而談及，向一個主權政府強加具體政策改革方案的做法是大可商榷的。“即使韓國的勞動力商品和資本市場變得像美國同樣是對韓國有利的，最好的辦法也應是沿著這一方向漸進地演變，并盡量減少對現有商業活動的損害。”[16]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在分析一國是否決定加入自由貿易協議的時候也談到，當協議國之間貿易大致保持平衡，或是如果某些行業可以得到豁免時，則自由貿易協議獲得通過的可能性增加。[17]

　　只有當相對寬松的國際規則給予各國以更大的自主性之后，各國才能更積極地發揮其創造性，找到適合本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如果一國政策所面臨的外部約束條件過于僵硬苛刻，那么在外部約束和國內政治目標沖突的時候，它們便會尋找現有國際經濟體系之外的方法。這也是一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果各國政府越來越多地繞過現有的國際經濟規則，那么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性和效力均會受到損害。這好比過于嚴苛的管制帶來猖獗的黑市交易，而黑市交易的危害比松懈的管制更大。 對于那些希望能通過積極穩妥地對外開放，增加本國福祉的發展中國家，諾迪克提出了兩點忠告：第一，對外開放進程中的重大決策，如加入國際經濟組織，向外國競爭者開放本國市場，接受世行或IMF的條款，均應充分聽取國內意見，在國內各主要社會階層注定參與之后慎重決定；第二，必須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表明一國的對外開放決策能極大地提高一國的經濟績效。

　　總之，對于國際規則來說，最重要的是維護各國和平共存、深化合作。好的國際規則應該賦予各國更多的自主性。對于各國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立足國內，以制度創新促進經濟增長、政治民主。好的政策應該更多一些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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