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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曾給我開了一個必讀書目。里面除了哈耶克、布坎南、諾斯、斯蒂格勒這些諾貝爾級經濟學大師們的著作之外，還有一本書很特別，那就是老子的《道德經》。后來，我終于抽時間把這本我小時候就耳熟的書讀了一遍。結果，我發現我見識過的那些現代經濟學觀點，有不少與《道德經》里的思想頗為契合。更讓我欣慰的是，有些我從學習經濟學以來就一直縈繞腦海的困惑，竟也在這古老哲學的啟示下恍然大悟。這使我想到了布坎南的一句話：“科學的經濟學是作為社會哲學的一種副產品而問世的。”
讓我先從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這個話題說起。經濟學里的這個主題和文學中的愛情主題一樣，有著永恒的魅力。不難看出，老子哲學的基本格調是傾向于自由放任一派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為什么會這樣？道使然。何謂道？雖然老子早已說過“道可道，非常道”，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談談我的理解。在我看來，所謂道者，指的是自發形成的社會秩序。這種自發形成的秩序也曾被亞當.斯密不無敬畏地稱為“看不見的手”。市場上形成的經濟秩序是這種自發秩序的典范和堅實基礎：每一個進入市場的人都是持自利動機的，他們通過交易達成合作，從而在實現自利動機的同時也造福了他人。從整體社會來看，這種市場秩序提供了一種資源配置的分配機制，它能夠最近似地反映出市場參與者的評價的最大化。因此之故，市場機制可能是人類所能夠創造出來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
老子激烈地反對國家干預，他說，“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這說的是，誰去干預，誰就會把事情做壞。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是因為：政府只有首先充分了解每個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能據此求出社會總體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預經濟，但僅此項準備工作便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因為甚至每個人自己也只能在進入選擇過程時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政府是無法獲取這些信息的。中國有句古話：“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哉？”，說的是政府為什么不能干預的原因；西方有句諺語：“鳥以為把魚舉在空中是一種善舉”，說的是政府強行干預的后果。
退一步講，即使政府能夠無所不知，能夠充分體察民情，但在干預措施的執行過程中，也常常會偏離其初衷。因為政府官員有其自身的利益，這種利益和民眾的利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這是因為政府和公民之間在客觀上是一種代理人和業主的關系，他們的信息分配本來就是不對稱的。考慮到這一點，政府干預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誠然，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承認市場機制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市場缺陷并不就是政府干預的充分理由，市場做不好的事情并不意味著政府去做就一定做得好。許多人還幻想讓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同時登場、雙劍聯袂，據說這樣可以揚長避短。遺憾的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在這里卻是不成立的，這就好比十字路口的交通崗上不能有兩個警察同時指揮，否則司機和行人將會無所適從。從實踐上看，政府干預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也常常是好心釀成了大錯。這正如《道德經》里所說的，“天下多忌諱則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更精彩的是，老子沿著這條思路一直推出：“大道廢、有仁義”。我想這是因為既然道德也是人們自發合作中的產物，那么如果再人為地灌輸所謂的“仁義”，不是和人為干預市場經濟秩序如出一轍嗎？想想我們過去推行的那些“左”得出奇的所謂“共產主義道德”，比如“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又比如“做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再看看今日道德滑坡的現狀，不能不讓我們去深思這二者之間究竟有什么聯系。當我回過頭來再讀《道德經》時，真有點如夢初醒的味道。
如果僅僅是說到這兒，我覺得還有觸及老子哲學的真義。在我看來，政府干預和自由放任之爭無非就是“有為”和“無為”的分歧。老子的高明之處恰恰在于他已經超越了這種爭吵。常人以為老子思想便是“無為而治”，其實這種概括并不準確。依我看，老子的核心思想應該是“為無為，則無不治”。照這樣來看，老子就不是主張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而是反對象“有為”論者主張的那種霸王硬上弓式的行為。老子主張的“為”是要遵循“無為”的原則去做，換言之，要對自然形成的社會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這無疑需要一種更高明的統治手段。
說到政府的作用問題，有關的文獻可稱得上浩如煙海。我在此只想強調與制度有關的兩個方面，即政府在制度深化和制度創新方面的作用。先說制度深化。雖然制度往往是人們自發形成的，但同時也要看到，制度又必須依靠一種外在的、人為的力量加強其效力。康芒斯是制度學派的先驅之一，他把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人行動。”這個定義雖有欠完備，卻正中要害。這是因為，一種制度只有在全體當事人都能嚴格遵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發揮其效力，但在自發的情況下，這個條件卻是無法實現的。
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制度不遵守。雖然一種制度能在現有條件下最大限度地促進人們的合作，它從整體利益上是最優的，但個人出于個體利益的考慮并不一定遵守它。國為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每個人在消費它時都想做一個“免費搭車客”，比方說，都希望別人是雷鋒，自己則不妨自私一些，都譴責別人的假冒偽劣，自己的假冒偽劣產品卻另當別論。正因為如此，諾斯曾說，如果只接受新古典假設，即僅僅假定每個人都是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經濟人，那么社會將會倒退到一個爾虞我詐、暴力相向的叢林時代。與制度深化相聯系的另一個問題是制度不統一。自發形成的制度由于其自身的邏輯以及客觀條件的制約，往往只局限于一部分人之間。不同制度背景中的人們在交往時難免產生隔閡和磨擦，從而限制了合作的擴大。由于上述兩個原因，使得制度需要外力的強化，政府的作用也無疑在此。具體地講，我所說的制度深化包括：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觀念、慣例等)的統一；將非正式制度轉化為正式制度，如將合同的慣例制訂為合同法。正式制度的基本特征便是成文，成文在很大意義上也意味著意見的統一；用獎罰手段加強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執行。從政府的這些任務來看，它必須具有最大的強力手段和權威性。因此，從根本上說，政府的力量是通過威懾表現出來的。《道德經》里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意思是說，如果人們已經不畏懼統治者的威嚴了，那么最可怕的事情就將到來。由此可見，老子及其追隨者們一向是很重視法治的。司馬遷作《史記》時將老子和韓非子同列一傳，現在的人們雖然會對此覺得不可思議，但在漢朝時，人們對黃老學派的認識確是如此。
接著來看政府在制度創新中的作用。這一點在《道德經》中并未談及。我在此主要是介紹諾斯等人的思想作一補充。制度創新過程中的角色有兩個，即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其中第一行動集團的任務在于發現制度創新的潛在收益、擬定創新方案、并說服第二行動集團與之合作。第二行動集團協助實施創新方案，并在創新成功之后與第一行動集團分享收益。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第一行動集團是有關的利益集團，第二行動集團則是作為立法者和執法者的政府。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第一行動集團是中央政府，第二行動集團則是其它組織，比如地方政府，行業公會等，也有可能直接就是民眾。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中，政府通過宣傳來說服人們遵守新制度，或是通過立法執法強制人們遵守新制度。在以下幾種情況中，政府適于在制度創新過程中唱主角：一、政府機構完善而私人市場發育不成熟，這在后進型現代化國家中最為典型；二、潛在收益的獲得會受到私人財產權的阻礙，比如環境保護問題；三、潛在收益具有外部性，從而產生“免費搭車現象”，即個人不愿承擔制度創新的費用，“三個和尚沒水吃”說的就是此種情況；四、制度創新有利于一部分人但卻將損害其它人的利益。事實上，凡是較重大的改革，定有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與整個社會相比，雖然只是少數人集團，卻往往起著扭轉乾坤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比社會力量強大是理所當然的。不強大的政府就不是好政府，因為它無法完成其在制度創新過程中的使命，這也正象是“意志薄弱的人不可能真誠”一樣。
說完了政府在制度深化和制度創新中的作用，我還想補充一點。諾斯有一句名言：“國家的存在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國家又是人為的經濟衰退的根源”。考慮到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源泉，這名話實際上說的便是，政府既能通過制度深化和制度創新確立和完善制度，并使之最有效地發揮作用，也是壓制和阻礙新制度形成的最大阻力，這時它是制度僵化癥的首惡。同時，政府也是使制度淪為為少數人利用的原因，這就產生了制度的畸化。我想把這種觀點稱為“制度經濟學中的辯證法思想”。這種辯證的思想在西方經濟學中已是鳳毛麟角，而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卻層出不窮，尤以老子學說為代表之作。到最后我想用一個小故事作為結尾：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始祖。他對于中國的文化卻深為折服。有一次法國皇太子曾問他：“如果你是皇帝，你將如何統治？”魁奈的回答甚為簡潔，他說：“道(the law)”。有的研究者已指出，重農學派以致整修古典政治經濟學都深受中國哲學影響，只是年代久遠，這個傳統也漸漸湮滅。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本世紀物理學的發展已使得科學思想向古老的東方哲學回歸。玻爾就曾用八卦和太極的圖案作為哥本哈根學派的徽章。經濟學的發展是否也會走這條道路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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